開始服用方士提煉的金石丹藥了。

此外，晚年的太宗還迷信佛教，派遣唐僧去西天取經的事兒是天下人所共知的了，再要抵賴，那如今西安城南的大雁塔便是很好的例證。

《新唐書？太宗紀》評論唐太宗的得失，認為太宗“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又漢以來未之有也”。但同時也批評太宗“牽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

幸虧唐太宗死的早（享年僅51歲），若不然的話，他由一個明主轉變為一個庸主甚至暴君的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

第三節　不追求最好的“管”，要防止最壞的“管”

螳螂說：那個用螳臂擋車的傢伙一定是腦袋進水了，

我們應該“搭車”才對啊！

在《紅樓夢》第十三回中，有一段王熙鳳夢中與秦可卿的對話。秦氏道：“嬸嬸，你是個脂粉隊裡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話，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佩，忙問道：“這話慮得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　秦氏冷笑道：“嬸子好痴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於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保永全了……”

應該說，曹雪芹是在借秦可卿之口，闡發一個古老的辯證道理。千百年來，人們總喜歡以自我為中心而把事情做到極至，“愛之慾其生，惡之慾其死”。“東方紅，太陽昇”，施拉普納曾經被我們中國的球迷們當成大救星，但後來又被罵了個狗血噴頭，當成了大騙子。而實際上呢，施拉普納既不是大救星，也不是大騙子，而只不過是個足球教練而已。

第三章　兩個極端（11）

有一位父親特別疼愛他的大兒子，對於小兒子則怎麼看都不順眼。有一天，兄弟倆在一起讀書，老大趴在書本上睡著了，正好父親走過來，小兒子心想，這下父親該誇我了吧。不想父親卻對小兒子說：“你要好好向你哥學習，你看你哥，睡著了還在看書呢！”

在管理活動中，我們也常常以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來理解和認識一個領導，認為一個管理者要麼是好領導，要麼就是個壞領導。其實，好領導也有他的缺陷，壞領導也有他的好處。比如，人們總是希望自己能夠遇到個明主型領導，而不希望自己的領導是位庸主，但是，當明主的“高威”加於自己頭上的時候，你就會認為他是個壞的領導，而當庸主把劍柄交到你手裡的時候，你又會認為他是個好的領導。所以，假如你是個管理者，你千萬不要夢想自己成為人人都愛戴的明主型領導，但是，你卻要時時避免自己成為一個有人歡喜有人愁的庸主型領導，一句話——不要追求最好，但要防止最壞！

毛主席說過：“一個人做一兩件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只做好事，不做壞事。”明主型領導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的缺點，有缺點就容易做“壞事”。在足球場上，人們總是對裁判的判罰指指點點，有人甚至建議應該根據錄影來判罰。但是，我們總不能一邊踢球一邊看錄影，把90分鐘一場的比賽延長到一上午或一天甚至更長吧？因此，對於裁判的某些誤判我們要有必要的寬容。退一步講，即使一個人能夠像機器一樣永遠那麼正確、永遠不犯錯誤地運轉，但他畢竟也會有懈怠的時候。

北京老張就在想，我們人類為什麼要人為地設定些禮拜天啊、各種節假日什麼的呢？不就是因為運轉累了、懈怠了，找個理由放鬆一下、調整一下嗎？那麼，我們為什麼非要求一個領導“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呢”　？為什麼非要求某個領導（包括我們自己）非要做個明主、永遠是個明主呢？

小時候，當北京老張（不，那時候還是“小小張”）因為怕冷而賴在熱被窩兒裡不肯起床的時候，母親就會先為我把棉襖棉褲在爐子上烤熱，若還不起，她老人家就會毫不客氣地掀掉我的熱被窩，並在屁股上捶上幾笤帚疙瘩。同樣，一個庸主，當他感覺到棉襖棉褲與被窩兒裡同樣暖和，同時再輔以掀掉被窩兒的寒冷與笤帚疙瘩打在屁股上的疼痛的時候，我想，他可能就會從此不再賴床了。因此，一個明主不可能永遠是個明主，一個庸主也同樣有可能透過努力不再是個庸主。

1　最好的管難以實現，也難以長久

要想做一個高恩、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