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作家們如何鍾情於改革，如何歡呼它、頌揚它，但當它的腳步日漸逼近真正到來之際，靈魂工程師首先感到的還是它對自己的挑戰。報紙上見天見日披露的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公費醫療制度改革、退休養老改革等等，一樣一件都在說明社會主義大鍋飯是吃不成了，要你自己掏腰包。而這一切對所有人則一律平等，它不因為你是作家，你曾為它講過一大籮筐的好話，你就可以少給一個銅板。作為剛剛步入中年的路遙，上有高堂健在，下有未成年的子女，他可能比誰都更加敏銳地意識到生存的挑戰和未來的負擔。那天他帶著明顯的焦慮又不失他慣常的幽默對我說：“把他的，咱們從小就知道喊依靠組織依靠黨，黨好像靈醒了，眼看著依靠不成哩！”

我笑道：“黨早該靈醒了，這麼沉重的包袱誰能背下去？再背下去更不得了！”

不知是因為我的附和，還是他思路的跳躍，他一下從沙發上坐起，不安地說：“不行，咱們得賺點錢，要不，哪一天就像獨聯體那些文化人一樣，全都成了最窮的人！”

“你怎麼談虎色變？還不至於一下沒飯吃。不管怎麼變化，你總可以拿出積蓄先抵擋一陣子吧？”我說。

“積蓄？哪來的積蓄？就那麼幾個稿費，早都花完了……”

我當時的驚訝和疑惑絕不亞於前邊提到的那位青年。誰都知道他剛剛出版了洋洋百萬字的長篇《平凡的世界》，即便稿酬再低，怎麼就花得一個不剩？

他唯恐我不信他的話，掰起指頭一一算給我聽。哪筆錢添置了什麼東西，哪筆錢寄給了鄉下，哪筆錢又還了朋友的債……不等他數落完，我已瞭然於心：不是他有意裝窮，有意隱瞞經濟情報，實在是收入有限，支出無窮。錢需要一把把地花，文章卻得一個個字地寫。他彷彿有一個永遠填不滿的坑。遠在陝北山村的兩個家，四個生身父母和養父母，還有眾多的兄弟姊妹，都需要他一一幫扶和贍養。何況故鄉那個平凡世界裡的農民們，早就像神話一樣謠傳他，一筆稿費就買了一輛高階小臥車，每日裡屁股後邊冒煙地出入大賓館。既然如此，遠親近鄰，七姑八舅，哪個鄉下人遇到難處，能不向他伸手？在城裡他還有他的小家，他又極不善精打細算、計劃經濟。每每心血來潮，跑到服裝市場，買一件冒名牌的牛仔服，花掉一百多，一條普通的水洗布褲，被人索去七八十。他讓我看他的新衣服，怎麼樣？貴不貴？我常常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應該砍價一半。他總恨恨道：“他媽的，又上了一回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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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芳：財富——獻給路遙（2）

一日他從街上回來，背了一揹包食品飲料之類，邁著噗噗沓沓的腳步，一路走到編輯部曉雷的辦公室，說他的女兒遠遠要去春遊，他剛才給孩子買吃的東西，什麼都好買，只有她要的三明治買不到，跑了好些路，回來時總算在我們附近的阿房宮賓館找到了。他邊說邊從揹包裡拿出那塊三明治，指著那精緻的塑膠盒問我們：“猜猜，這兩塊三明治花了我多少錢？60塊！”

我怎麼也不相信我的耳朵，大賓館的東西即便再貴，兩塊肥皂大小、夾著幾片黃瓜、西紅柿和薄薄一層肉片的三明治，就值那麼多？它該不是金子做的吧？

“我也不信我的耳朵，”路遙解釋說，“可我問了服務員兩遍，沒錯，一塊30元，兩塊60元。我愣住了，可是面對那麼漂亮的服務員小姐，既已叫人家拿出來了，怎麼好意思轉身逃走？硬著頭皮也得買下，媽的，算咱們倒黴！”

聽他對自己心態和窘狀真實畢露的敘說，我和曉雷再也忍俊不禁地失聲大笑起來。他急忙朝我擺擺手：　“不敢笑，千萬別叫老劉聽見了……”

老劉是編輯部的老編輯，就坐在一牆之隔的辦公室。他一生克勤克儉，兢兢業業，用年輕人的話說，滿臉的“舊社會”，一身的“苦大仇深”。路遙的意思是，要讓老劉知道他花60元給孩子買三明治，一定氣得不堪忍受，不批他個忘本才怪呢。

“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他不止一次調侃著這句流行語。關於如何賺錢以適應社會的變化，他腦子裡的設想像小說構思一樣，一串一串的。時而是開家大餐館，時而是搞個運輸隊，時而又想在黃土高原辦個牧場……務虛少說也務了兩三年，但無論他還是我，還是我們大院的其他人，總不見有誰邁出去一步。一次我對他說：　“也不記得是中國是外國，反正某位大人物說過，你若想要幹成什麼事，假如在72小時之內不見行動的話，那註定不會成功。”他嘿嘿地一笑，嘆口氣說：“看來，咱們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