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黃土層。質較純，陶片很少，有鬲、罐等。

經過3個多月的努力，T1探方總算在整體上發掘完畢。當徐良高等考古人員在室內整理出土器物時，發現H18灰坑內四小層中出土的陶片，彼此間往往可以拼對在一起。從各層的包含物來看，難以辨別早晚的分期特徵。由此推測整個H18灰坑的堆積是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形成的，其時代應為先周時期——這是豐鎬考古史上首次發現的先周文化堆積。而以H18號灰坑為代表的器物群，可以作為先周文化晚期的標準器物群並以此為定點加以研究。據文獻記載，文王遷都於豐至武王伐紂之年僅隔13年，因而以H18號灰坑為代表的堆積應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而T1探方的第四層，應是武王滅商後西周初期的典型文化單位，這個發現無疑為考古學上劃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層依據。可以說，武王克商之年就包含在T1第四層和H18灰坑這一年代範圍之內。

灃西發現典型先周文化遺存的訊息很快在學術界傳開，引起廣泛關注。1997年10月，夏商周斷代工程專案辦公室組織有關專家在西安召開了“先周文化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學者們專程赴灃西發掘工地，考察了上述探方的典型地層關係的剖面，仔細檢驗了H18等各單位的出土陶器和其他遺物，確認了上述發掘結果，對灃西地區的先周文化取得了共識，一致認為這是西周考古史上的一次重要發現和重大突破，也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以來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第七章　周革殷命的歷史轉折（7）

14C測年專家分別用常規法和AMS法對以上這組地層中所採集的系列含碳樣品作了測定，其中H18第二、三層出土的碳化小米，應是當年的生植物，所測年代可以反映該層的真實年齡。利用1998年樹輪校正曲線對所測資料進行高精度扭擺匹配，常規14C測年法得出武王克商年的年代範圍為公元前1050—前1010年之間，其時間跨度為40年。用AMS測年法得出武王克商年的範圍為公元前1060—前995年，其時間跨度為65年（見下表）。

灃西H18灰坑的發現與系列含炭樣品測年，為商周分界確定了年代範圍，對推斷武王伐紂的年代，排除多種不確切說法提供了重要依據。與此同時，為配合夏商周斷代工程，徐良高等“豐鎬遺址的分期與研究”專題組人員，又在灃西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發掘，對確定豐鎬遺址的性質、探索其聚落佈局以及研究豐鎬遺址乃至更大區域的周文化考古學分期及年代，再度作出了新的貢獻。

徐良高等人在這一專題的研究中功不可沒，但僅憑一個H18灰坑，尚不能確定武王伐紂的確切年代，還需有其他方面的密切配合。因而，除豐鎬遺址外，“工程”專家組認識到，與推定武王克商年代範圍有直接輔助性關係的考古遺址，還有兩個不可或缺的地方，這便是周初的北京琉璃河燕國墓地和山西天馬—曲村遺址。

琉璃河燕國墓地的斷代

武王伐紂並取得勝利之後，為了鞏固剛剛建立起來的周王朝的統治，除了安撫殷商遺民之外，周政權還採取了“選建明德，以藩屏周”的政策，即分封周武王的同宗、親戚和功臣，讓他們建立諸侯國，形成拱衛周王室的屏障。史載最早一批受封的人員中，就包括周公家族的魯，召公家族的燕和姜太公（呂尚）家族的齊。

作為周武王最重要的輔佐臣僚之一——召公，是武王的堂弟，因早年採食於召地，故史稱召公。在西周初期的政局中與周公並稱，《尚書》中稱“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左右”，可見召公在西周初年是一個位高權重的顯赫人物。《詩經》載當年周武王在召公的輔佐下，一天開闢疆域達上百里，後來歷經成王、康王，位居三公、太保之要位，與周公平起平坐。武王得天下後，最早給予召公分封就國的獎賞，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召公受封的領地具體在什麼地方，一直是史學界存有爭議的問題。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認為在河北淶水一帶；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在河南偃城一帶；而另一位史家陳夢家在他的《西周銅器斷代》中乾脆作出了“西周時代燕國的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結論。20世紀60年代末，由於各種機緣巧合，考古工作者終於在琉璃河發現了線索。

從1972年開始，由北京市文物部門組織的考古隊在琉璃河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發掘材料明白無誤地證明，琉璃河就是召公的始封地，而琉璃河的黃土坡就是燕侯家族墓地，召公的領地終於被考古學家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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