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了，我是因為有人臨時放棄名額，才補上了我，附帶條件是不能耽誤教課。我沒一點兒準備，能考上嗎？”可是她考取了。我們當然為她高興。

可是她出國一年，我們想念得好苦。一年後又增加一年，我們一方面願意她能多留學一年，一方面得忍受離別的滋味。

這段時期，鍾書和我各隨代表團出國訪問過幾次。鍾書每和我分離，必詳盡地記下所見所聞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後，我曾出國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詳盡地記下家中瑣碎還加上阿瑗的評語附識。這種瑣瑣碎碎的事，我們稱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滯留海灘上的石子。我們偶然出門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帶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時搬出來觀賞玩弄。平時家居瑣瑣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子”，我把我家的“石子”選了一些附在附錄三。

我們只願日常相守，不願再出國。阿瑗一九九O年又到英國訪問半年。她依戀父母，也不願再出國。她一次又一次在國內各地出差，在我都是牽心掛腸的離別。

一九八二年六月間，社科院人事上略有變動。文學所換了所長，鍾書被聘為文學所顧問，他力辭得免。那天晚上，他特別高興說：“無官一身輕，顧問雖小，也是個官。”

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開會，有車來接。他沒頭沒腦地去了，沒料到喬木同志忽發奇想，要夏鼐、錢鍾書做社科院副院長、說是社科院學術氣氛不夠濃，要他們為社科院增添些兒學術氣氛。喬木同志先已和夏鼐同志談妥，對鍾書卻是突然襲擊。他說：“你們兩位看我老同學面上……”

夏鼐同志已應允，鍾書著急說，他沒有時間。喬木同志說：“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畫圈，三不要你開會。”鍾書說：“我昨晚剛辭了文學所的顧問，人家會笑我‘辭小就大’。”喬木同志說：“我擔保給你闢謠。”鍾書沒什麼說的，只好看老同學面上不再推辭。回家苦著臉對我訴說，我也只好笑他“這番捉將官裡去也”。

我有個很奇怪的迷信，認為這是老天爺對誣陷鍾書的某人開個玩笑。這個職位是他想往的，卻叫一個絕不想做副院長的人當上了。世上常有這等奇事。

鍾書對出國訪問之類，一概推辭了。社科院曾有兩次國際性的會議，一次是和美國學術代表團交流學術的會，一次是紀念魯迅的會。這兩個大會，他做了主持人。我發現鍾書辦事很能幹。他召開半小時的小會，就解決不少問題。他主持兩個大會，說話得體，也說得漂亮。

一年之後，他就向喬木同志提出辭職，說是“尸位素餐，於心不安”。喬木同志對我點著鍾書說：“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辭職未獲批准。反正鍾書也只掛個空名，照舊領研究員的工資。他沒有辦公室，不用秘書，有車也不坐，除非到醫院看病。

三里河寓所不但寬適，環境也優美，阿瑗因這裡和學校近，她的大量參考書都在我們這邊，所以她也常住我們身邊，只週末回婆婆家去。而女婿的工作單位就在我們附近，可常來，很方便。

（十六）

自從遷居三里河寓所，我們好像跋涉長途之後，終於有了一個家，我們可以安頓下來了。

我們兩人每天在起居室靜靜地各據一書桌，靜靜地讀書工作。我們工作之餘，就在附近各處“探險”，或在院子裡來回散步。阿瑗回家，我們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賞。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閒，逐漸發福。

我們仨，卻不止三人。每個人搖身一變，可變成好幾個人。例如阿瑗小時才五六歲的時候，我三姐就說：“你們一家呀，圓圓頭最大，鍾書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認為三姐說得對。阿瑗長大了，會照顧我，像姐姐；會陪我，像妹妹；會管我，像媽媽。阿瑗常說：“我和爸爸最‘哥們’，我們是媽媽的兩個頑童，爸爸還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變為最大的。鍾書是我們的老師。我和阿瑗都是好學生，雖然近在咫尺，我們如有問題，問一聲就能解決，可是我們決不打擾他，我們都勤查字典，到無法自己解決才發問。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飯，都需我們母女把他當孩子般照顧，他又很弱小。

他們兩個會聯成一幫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國期間，他們連床都不鋪，預知我將回來，趕忙整理。我回家後，阿瑗輕聲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時他們引經據典的淘氣話，我一時拐不過彎，他們得意說：“媽媽有點笨哦！”我的確是最笨的一個。我和女兒也會聯成一幫，笑爸爸是色盲，只識得紅、綠、黑、白四種顏色。其實鍾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