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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說自己“朕本淮右布衣”、“起自田畝”之類的話語，表面看是承認事實，是一種謙虛的表現，實則是變態的自尊，無非炫耀自己空手起家，本事高強。當然，別人若是提及他的出身與貧寒，他可是萬萬不依的。

他當過和尚，最忌諱別人說“光”談“亮”；他靠紅巾農民軍起家，常被元朝統治者罵為賊子，對“賊”、“盜”也就格外敏感。凡是犯忌的，都被他毫不留情地處以死刑。除個人禁忌外，他還規定了不少臣民應該遵守的普遍禁忌。

就刑罰的野蠻程度而言，朱元璋也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一位帝王。刑罰有凌遲、梟首、誅族、刷洗、秤竿、抽腸、剝皮，有黥刺、劓、閹割、挑膝蓋、錫蛇遊等種種名目的非刑。還有一種專門懾服公卿、處罰大臣的廷杖制度，官僚大臣隨時都有可能在殿上的大庭廣眾之中遭受杖責，朱元璋侄兒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書薛祥等都被杖死。作為一種傳統，有明一代，廷杖常被濫用。

在朱元璋當政的三十一年中，據他自己的著述《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等書統計，所列凌遲、梟示、誅族的案子有幾千起；而棄市（即殺頭）的則高達一萬多件。

與嚴酷刑罰“配套”對應的，便是龐大的特務網路——檢校與錦衣衛。

檢校是朱元璋專門設定的特務人員，以察聽所有在京大小官吏的不法行為為職責，街頭巷尾的風聞之事，也在獲取之列。說到底，檢校是一種專門告發別人陰私的勾當，他們的足跡無處不到，直接對皇帝負責，沒有其他中間環節。朱元璋便根據他們的彙報決定官員的懲罰，弄得大臣們人人自危，日夜提心吊膽。就連朱元璋本人也說道：“有這幾個人（指檢校頭目），譬如人家養了惡犬，則人怕。”

檢校只能執行察聽、偵伺之類的事務，並無扣押處罰犯人之權。朱元璋猶嫌不足，又特別設立一個具有法庭與監獄的正式機構——錦衣衛。

錦衣衛與皇朝的府、部、院沒有隸屬關係，它超越於一切機構之上，由皇帝直接主管。朱元璋對此相當倚重，將全國所有政治重犯交它審理判處。此後，明朝歷代皇帝都將它作為自己的耳目爪牙，職權也就日益擴大。

生活在明朝的所有臣民，不僅沒有人格、自由可言，就連半點隱私，也在檢校、錦衣衛的監視與掌握之中。

由朱元璋的害怕政權不穩、懷疑功臣篡逆、血腥報復大肆屠殺、極度自尊心理變態、人格分裂不能自拔為起點，必然建立起一個僅對他個人負責的特務監視網路，網路收集的全是一些“噩訊”更加導致他的暴怒，暴怒下的懲罰機制與懲罰手段將變得更加酷烈。這一惡性迴圈如滾雪球般地越滾越大，使得中國古代的封建集權統治與殘暴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頂峰。

七

就有關史料而言，朱元璋的“口碑”歷來卻並不怎麼壞。除了他推翻蒙古元朝功臣被人稱頌外，還在於他復興了中原傳統文化，並恢復了一度被元朝中斷了的科舉制度。

朱元璋小時沒有上學唸書，對此，他在《資世通訓序》中寫道：“朕在幼年，家貧親老，無錢求師學習，兄弟力耕于田畝之中。更入佛門以致聖人、賢人之道，一概無知，幾乎毀了一生。”在浮萍般的化緣漂泊生涯中，才懂得讀書的重要。回皇覺寺後，開始發奮唸書。此後在戎馬倥傯的歲月裡，也不曾間斷。佔領理學中心婺州之後，他招攬十三名儒士講解經史。慢慢地，他就能夠親筆寫些命令告示之類的語體文。後來，還能寫詩作賦，註解經書。他親手製作的《御製皇陵碑》，全篇用韻，寫得如泣如訴，相當感人。在《御製文集》中，存有他創作的一百多首詩歌，也寫得粗放豪邁，透著一股磅礴的帝王氣概。比如《詠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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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隘變態的農民皇帝（11）

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

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

再如一首雲遊詩：

天為帳幕地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間不敢長伸腿，恐把山河一腳穿。

朱元璋受儒家理學影響非常深刻，如果說宋朝是理學的理論形成與成熟期，那麼明朝則是理學的深入與實踐期，他將儒家理學滲入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