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般與漢族農耕文化融為一體；透過唐太宗“貞觀之治”這一封建人治盛世之巔的描述，探討中國的土壤能否自發誕生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外來的法治之苗能否移植成活長成參天大樹；從宋太祖趙匡胤由黃袍加身登上皇位的不勝重負展開筆觸，追尋北宋軍事何以一誤再誤，並導致中原從此積貧積弱，成為少數民族逐鹿的廣闊戰場；以農民皇帝朱元璋的狹隘變態為由，寫他如何用管理農業的方法治理國家，遏制商品經濟之苗，將整個中國農業化，使得古代社會更加凝固不變、停滯不前，與同時期的西方形成鮮明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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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

偶然在歷史程序中固然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但由環境、氣候、種族、時代所決定的歷史必然性像一條紅線，總是那麼突出地貫穿於古今歷史之中，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地呈螺旋狀態勢向前行進。中華文明在一個相當封閉的環境中自我發展，形成獨具一格的亞細亞文明系統，與以古希臘為源的西方文明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文明體系。其優劣得失，也在古今、中西間的縱橫比較中展現在讀者面前。

在具體創作時，我儘可能地以西來的啟蒙思想為參照，將歷史與現實聯絡在一起，打通文、史、哲之間的聯絡與通道，以歷史與歷史人物為載體，用哲學的思維審視反思，以文學的方式描摹再現，熔歷史的厚重、文學的靈動、哲學的思考為一爐。

《歷史的刀鋒》不是學術論著，它是一部雅俗共賞的系列文化歷史散文，適合於不同文化層次的讀者。水平稍低的讀者可以瞭解歷史人物、歷史故事，獲得一定的中國古代歷史知識；文化較高的讀者則可領悟蘊涵其中的思想，對中國歷史怎樣一步步從遠古走到今天，神秘莫測的“上帝之手”如何歷史的刀鋒，從而決定了中華民族的發展命運等重大命題，獲得較為明晰的認識與啟發。

“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歷史的轉盤在一雙看不見的“上帝之手”的操縱下，透過一個個走馬燈似的“英雄”不斷地撥動著旋轉不已，一直轉到了今天。天翻地覆的政治事件、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早就化為股股雲煙飄散、消失在歷史深處，猶如一道道流血的巨創，再大也可被時間縫合、痊癒。巨創不再，但傷疤永存。這疤痕就是代代積澱、凝聚而成的傳統文化，它們形成一種民族潛意識、集體無意識不斷地作用於歷史、影響到今天，無聲無息卻又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地滲透於人們的日常生活與個人信仰之中。

回望歷史是為了活得更加清醒，研究歷史是為了變被動人生為主動“出擊”，反思歷史是為了更好地創造未來。如果有一天，歷史的發展規律與客觀必然全在人類的認識與掌握之中，從而擇優選取最佳時間、最佳人物、最佳途徑等機動、可變的偶然因素，按照人們認可的理想模式加以改變、創造，那時的人類社會，當是一番怎樣的光明與燦爛？

傳統文化的“上帝之手”（1）

一

《易經》，一般稱為《周易》。《周易》之名，最早見於《左傳》一書。至西漢時，儒家學派將《周易》、《詩》、《書》、《禮》、《樂》、《春秋》等著作奉為經典，名曰“六經”，《周易》這才被稱作《易經》。

《周易》一書到底成於何時？對此，《周易大傳》曾以一種把握不定的疑慮口吻寫道：“《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邪？”迄今為止，學術界雖然尚未得出一個無可置疑的肯定結論，但大都認為該書成於三千多年前的殷商之際或之前。

那麼，作者又是誰呢？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歷來就有所謂伏羲畫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說。《史記》作者司馬遷也認為《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他在《報任安書》一文中曾寫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之語。西伯，也就是周文王，因其為商朝末年西方強大的方伯之國周族領袖，故稱西伯。當然，也有人因為《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辭中記有周文王之後的史事而提出質疑，認為卦爻為周文王推演，而辭文出自周公或他人之手。其實，像《周易》這樣的經典之作，其成書難以一蹴而就，肯定得有一個從雛形到充實、完善的漫長曆程，必須經過多人乃至數代人的構思、採輯、撰寫、訂正、增補與潤色才有可能形成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周易》文字。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肯定作者就是周文王一人，但我們至少可以推斷，周文王在《周易》成書的過程中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為六經之首的《易經》，在我心中一直是部望而生畏的皇皇大著。它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