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領導紅四軍的有三個黨的組織機構：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前兩個除了領導軍隊外，還負有領導地方黨的責任，都是毛澤東任書記，紅四軍軍委則先後由陳毅、朱德擔任書記。1929年2月3日的羅福嶂會議上，根據前委隨軍行動，又無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領導，及前委、軍委機構“疊床架屋”的情況以及尖銳複雜的敵情，經討論，大家一致透過決議，決定減少指揮層次，軍委機關“暫停辦公”，改為軍政治部，軍隊行動由前委直接指揮，政治部主任一職由前委書記兼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兼任，也就是說毛澤東集黨政軍權於一身，這便為爭論埋下了一個隱患——朱德等軍事首長乃至許多幹部對這種集權的安排當然是有意見有想法的。這也是正常的，儘管朱德是公認的比較淡泊名利權位的人，但因為這是帶兵打仗，誰不希望能明確自己的職責範圍，行使自己正常的職權，以貫徹自己認為正確的主張呢？

在建軍問題上，這個時期的領導人包括朱德、陳毅和紅五軍的彭德懷（兼紅四軍副軍長）都做過不懈的努力與探索。但相較而言，毛澤東的眼光遠大，因而貢獻也大，他是從政治制度、政治路線和建軍思想的高度來探索和實踐的，是以在制度上“保證黨在軍隊中的絕對領導地位”的認識來推動和運作的。

從總體上來說，當時朱德對毛澤東的主張，並無根本牴觸，但在具體措施上則不盡一致。比如，“黨的絕對領導”是不是就是“黨管理一切”？軍隊是打仗為主，還是建設根據地為主？黨內軍內的民主以什麼方式去實現？諸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