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居的流氓田五垂涎謝氏及女兒的姿色，屢挑不遂，又趁龔行不在家時，率一批同夥上門逼奸，因謝氏呼救，眾鄰居擁集，未能得逞。田五問計於自己這個流氓團伙的頭子何三，何三即教他偽造債契，與眾無賴衝到龔家“索債”並毆打龔行，欲用此術強迫謝氏順其淫威。街坊們懾於他們的氣焰，無人敢出頭說理。縣衙也不查真情，反笞龔行，要他“還債”。謝氏和龔巧竟雙雙投河。冤情大白後，邑中紳民請命坊表，禮葬釜鼎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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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佔逼命禽獸行（2）

讀者不妨去翻翻二十四史上的《列女傳》，多多少少的“烈女”、“貞婦”牌坊上，都書寫著“無賴”、“惡少”、“赤棍”逼奸良善婦女的罪行，而且施暴物件都是貧寒階層。古代流氓摧殘迫害婦女的罪惡，罄竹難書。

此外，流氓們也常設能使劣跡掩遮的詭計進行強姦和輪姦。慣用的伎倆之一，就是扮作轎伕、車伕等，將單身女客劫至僻靜處行淫。賽會節日之夜，婦女出遊，也是他們誘騙下手的時機。同兵痞匪徒之性犯罪無差別的是，流氓摧殘婦女的手段一樣是令人髮指的。如《折獄新語》中，就有一浣衣少女在河邊被三個流氓輪姦的案例。又《明史》記嘉靖二十三年（1544），嘉定有個流氓胡嚴夥同黨徒逼奸少婦張氏，“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其陰”，行為惡劣，禽獸不如。

北京光棍——硬（1）

有明一代的官私文獻裡，頗多京師“光棍”的記載，乃至在當時的文藝作品中均有反映。如《警世通言》上即有“北京城街上，最多遊食光棍”的說法。《閒評》中也說：“京中光棍最多。”多到什麼程度，誰也沒做過準確統計。明末時，劉宗周的估計是“不下數萬人”，或可作參考。

齊如山先生在《北京土語》一書裡，對光棍有個解釋，指作“強索人錢財，佔人便宜者，則名之曰‘光棍’”。又說“既名曰棍，則決非柔軟之物，故以形容硬而不講情理之人”。可知光棍的特色在“強”，在“硬”。觀諸史料，確實如此，甚至連本當心虛膽怯的偷賊一類，居然也有這等氣焰。如《燕京雜記》稱，京師裡的“小利”（即在鬧市中用利器割取他人佩囊者）在人叢中行竊時，旁觀者不敢叫破，否則他們就用暗刀子捅你。這種“傳統”到清代時仍然儲存。《清稗類鈔》上就舉過一例：一女郎坐香車，一書生行其旁，正眉目傳情時，一個“小利”來到書生後面，想用利刃割取其盛錢的荷包。女郎瞧見了，不敢喊出聲來，便用努嘴方式向書生暗示，書生忙回頭看，“小利”遂不得下手。一會兒，女郎所乘香車折入曲巷。“小利”竟跟蹤而來，用利刃將她的嘴劃破後，逃逸而去。

比小偷剪荷包更厲害的，是光棍的公然聚夥打劫。《查浦輯聞》說，明末京城玉河橋一帶，每到夜晚，即成惡少出沒搶劫行人之地，有的還“身蒙驢皮，黑麵利爪”，扮成惡鬼模樣，恐嚇夜行之人。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一書中的描繪，還要恐怖，道是“京師之六街九衢市有劫奪，居者、行者相視而不敢救！”大家都成了“看客”不算，甚至連被害人也因受到威脅，不敢報案。如《五雜俎》稱，有個叫陸炳的人，被一夥強徒從家裡劫去珠寶，不敢聲張。一日遇到負責京師治安的巡按御史，偶而提及此事，當晚便有人上門，怒責道：“警告過你不許多話，你忘啦？”繼而嬉笑說：“就是有一百個御史，又能拿我們怎樣？”不難想像這夥人在御史衙門裡有內線，所以報案的結果，往往是自招新的禍害。

暗偷明搶以外，京師光棍的日常功課是三五成群及至數十結夥，在街市中肆逞兇惡，隨時捕捉硬詐橫，從《明實錄》、《皇明條法事類纂》等官方存檔和檔案裡的披露來看，他們的揀肥門徑，大抵有以下幾類：

強充“攬頭”。當時各地方衙門向京都起解各項錢糧，多委派大戶代辦，稱“納戶”。納戶雖然有錢，卻是平民身份，出這種“公差”，既是不得已，但也有趁機揩油的機會，關鍵在於能否走通京師中各接收糧倉庫房的門路，否則就會遭到他們刁難和敲詐，反使自己虧賠。所以，許多納戶到北京後，多投同鄉中在京當官者，央其通門路打關節乃至全權委託代辦，稱為“攬頭”，代價是另送“人情”。北京的光棍，藉此地面與人頭熟的優勢，強充這種“攬頭”，趁機向外埠來京的納戶訛取財物。倘納戶不願意，就會受到他們的報復，輕則拳腳相加，重則勾結接收庫倉裡的蠹吏惡胥，一起使壞。納戶們在京孤立無援，往往只能忍氣吞聲，聽任他們的盤剝。

行兇“護送”。京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