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可能導致地區的衝突，甚至引起戰爭。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貝爾決定分庭抗禮，擅自作主進行人口遷移工作。他在實施遷離計劃前與烏干達政府的一些主要官員進行了反覆的討論並制定出具體的遷移實施方案。遷離工作進行非常順利。

貝爾曾認為，只要將人口遷離睡眠病流行區，采采蠅便逐漸地消除了體內的寄生蟲。到那時，再將人口遷到富饒的湖畔地區居住。可他萬萬沒有想到采采蠅不僅僅是以人為叮咬物件，多種動物和牲畜同樣是它們的攻擊目標。人雖然隔離了，但采采蠅體內寄生蟲已在其他動物和牲畜的體內永久性地紮下了根。其結果是動物或牲畜將錐體蟲傳播給采采蠅，采采蠅又將錐體蟲帶入人的血液之中。

貝爾不是醫務人員，他不知道睡眠病傳播的那麼些“彎彎繞”，他的遷移沒有能制止睡眠病的傳播，但是，有貝爾那樣把人民的生死系在心中的人併為之奔走呼號，對於烏干達這樣的殖民地國家來說，是多麼幸運啊！

菲力·盧塔亞：歌聲沒有拯救烏干達

1989年初，僑居瑞典的烏干達歌唱家菲力·盧塔亞被確診染上愛滋病，當年4月他向烏干達同胞公開宣佈自己是愛滋病患者。當年10月26日，盧塔亞在烏干達首都坎帕拉舉行死亡告別演唱會。數萬人手擎蠟燭，免費聆聽烏干達一代歌王的最後歌聲。37歲的盧塔亞面容消瘦，為他放蕩的性生活懺悔，並呼籲青年珍惜自己的生命，切勿落入愛滋病的魔掌。

可惜的是，盧塔亞的呼籲並沒有把烏干達從愛滋病的魔掌中拉出來。烏干達是非洲中部一個1700萬人口的內陸國，衛生條件差，人們以非婚濫交為榮，為愛滋病提供了溫床。到了1990年代，帶菌者逾300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16％。

烏干達人將愛滋病叫作“瘦死病”，維多利亞湖濱有許多“瘦死村”，有的已經全村滅絕。通向坦尚尼亞的國際公路上的盧克亞卡車鎮，76％的妓女為攜菌者，過往貨車司機33％被傳染，再透過他們傳向四面八方。坎帕拉是非洲愛滋病發病率最高的城市，全城四分之三的孕婦攜帶病毒，她們所生子女不是立即死亡，就是病毒攜帶者；坎帕拉的嬰兒死亡率已達38％。人們擔心，全國潛在帶菌者一旦大爆發，局勢將不可收拾，可能導致烏干達國家和民族的毀滅。

遭冷遇的約瑟夫·桑納本德

約瑟夫·桑納本德是一位紐約醫生，他擁有一大批同性戀顧客。1981年他開始懷疑不斷折磨他的患者的疾病可能來自性傳播疾病導致的免疫系統超載。桑納本德推論，亂交越多的越容易患病。免疫系統的負擔越重，偶然的感染逃避檢測的機會越大，越容易取得控制權並演變成騷亂。為檢驗他的觀點，桑納本德將他的患者分成三組：單配偶的；一年少於50個性夥伴的；超過50個的（可能以百計數的），他抽取他們的血樣在內布拉斯加大學進行分析。

結果不但證實了他的假設，而且揭示了更多的東西：亂交最多的人白血球數量驚人地稀少，似乎有什麼東西使這些人的免疫系統超載以至崩潰。桑納本德和他的一些患者試圖提請紐約的同性戀者注意亂交的危險。但他們被指責為“反同性戀者”或恐怖分子。結果，他們的建議被忽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