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韋昌榮簡單的給王明山與龐聰聰上了一節戰略課。開頭這一句就讓兩位經歷過戰爭年代卻沒有實際投身戰鬥的官員覺得豁然開朗。

韋澤的整體大戰略或許能稱為如意算盤，但是僅僅從戰爭本身的策劃角度來看，整個戰略本身並沒有什麼奇思妙想。歸根結底就是原材料產地與新的國土兩個要素。現在中國人口眾多，人多地少，新國土都是能夠支撐大量移民的地盤。

“我曾經覺得都督好戰，現在我不這麼認為了。與那種內部問題外部解決相比，都督其實更注重的是國內生產力發展，戰爭與其說的目的，不如說是都督的一種解決問題的手段。如果都督真的是個好戰之人，他就不會接受英國人在荷屬東印度上的立場與調停。那是一定要打的。”韋昌榮也替韋澤做了些辯解。

王明山身為男性，他很認同韋昌榮的觀點，好戰就是打了再說。韋澤是達成底線之後就避免戰爭，這絕非好戰之人才有的選擇。

龐聰聰想法就不一樣了，韋澤現在不打，可以後還是要打的。早也是打，晚也是打。既然打已經是必然結果，這不就是好戰麼？鐵桿與非鐵桿的不同就在於，龐聰聰坦率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韋昌榮毫不在意龐聰聰的質疑，他答道：“未來打，那是我們與英國人的力量對比有利於我方，我們打了之後能夠得到的更多。這是先計算了利益之後才選擇了戰爭，並不是先選擇了戰爭再去計算利益，出發點是完全不同的。而且都督說了一些有關戰略的問題，我聽不懂，所以也沒辦法給你們講。大概的意思是，工業社會講的是生產力，當生產力過剩之後，就需要釋放，就跟水庫的水滿了之後就要放水一樣。還有些淘汰落後，就如同水庫要清淤。總之是個挺複雜的內容。大概意思就是對外戰爭是解決國內問題的手段，但是整個國家絕非是為了戰爭而存在的。”

這套戰略理論對於19世紀的人未免太先進了，對於工業化認知水平比較低的中國高階官員更是理解不能。落後產能淘汰，新技術優先用於戰爭，以促進產業發展，這些理論構架都是在二戰才有了比較系統的討論。對於現在剛開始工業化的中國來說太先進太超前，連韋昌榮都沒辦法完全理解。在一個幾乎能稱為絕對匱乏的時代去討論產能過剩，能真正理解的絕非是天才，而是怪人才行。

在火車上的幾天，王明山與龐聰聰都受益匪淺，知識的增加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戰略視野的寬廣與提升才是最關鍵的。一個人從整個國家的角度看問題，原本的大問題往往變成了不是問題，原本的小問題又會成了極大問題。

黑社會問題僅僅從當地角度看得話，其實不過是地方上的一個麻煩的糾紛而已。可從國家高度來看，就是個搶奪市場的大問題。國家主導權在地方上遭到了侵蝕，地方政府或許可以接受，國家是絕不可能接受的。

韋昌榮在廣東也待過好幾年，他的到來更讓整個廣東黨政部門都是一震。他接掌了政法委書記之職後在省委委員會議上就做了“決不允許任何有組織犯罪份子對抗國家經濟秩序”的發言。

人事調動並非只有廣東一地，湖南省的副處級幹部左宗棠也被調到廣東省負責起了宣傳部門的工作，級別也提升到了正處級。一位正處級幹部成為常委的一員，這也算是震動了廣東政壇，大家都認為他升到副廳級幹部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廳局級幹部正職為行政五級，副職為行政六級，正廳局級及其以上級別為國家高階幹部。

一名降將竟然有機會成為高階幹部，無疑是件非常令人震驚的事情。除了左宗棠之外，降將能夠成為新政府一員的大概就是在安徽當了科長的李鴻章。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前滿清的官員能夠成為新政府公務員體系的一員，更別說成為光復黨黨員。左處長和李科長儘管地位不高，可名聲卻是遠遠超出他們的行政等級。

左宗棠倒是很有今亮的傲氣，給他這個官當，他也就大大方方放手工作。與黨校的同志們開了幾次會議，做了具體調查，機關報《廣東日報》上刊登出連載的《市場經濟不容黑社會壟斷》的署名文章。

文章以翔實的資料把最近五年來的廣州四季菜價進行了分析，又把菜市場欺行霸市的介入時間列清楚。資料對比之後菜價明顯出現了提高的跡象。隨著黑社會在廣州農貿市場的壟斷程度提高，菜價也持續提高。隨著地下秩序的穩定，菜價就穩定在一個最高點，並且維持下來。

與這個資料進行對比的則是全面披露黑社會組織也從強制阻攔農民進城，半途低價收購農民蔬菜，以及對各個攤位收取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