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要求他們在對待工作、同伴和企業所有方的義務上進行一種全面的心理革命。同樣，企業所有方本身也要進行思想上的革命。到底這個企業是一種國有的生產資料，是透過勞動完成自己價值的場所，還是一種簡單用來增加自己資產的工具。沒有雙方的這種全面的心理革命，科學管理就不能存在。”

理論性的東西就這麼在會場上飛來飛去，韋澤倒是能聽明白，很明顯不少與會者沒明白，或者明白了之後也不認同。

不管怎麼樣，制度就是制度，政策就是政策。凡是不服從制度，不執行政策的就得從體制裡面清理出去。工業部部長做了個發言，“為了扭轉工人同志對於腦力工作的偏見和誤解，我們最近考慮在國有企業裡面實施能夠讓工人同志提高認識水平的嘗試。還有公開分配製度模式的嘗試。”

這話說的挺勉強的，不怪工業部長有這種心情。高高在上的執掌者必須彎下腰向那些不懂這些上層殫精竭智才弄出內容向基層工人講述，這給人的感覺未免怪怪的。甚至會生出“誰才是老大”的質疑。

不過工業部和其他部委這次都沒有提出疑問，十幾年來優秀工人對企業的作用越來越凸顯。有精幹的班子和職工隊伍，企業的水平就能大大提高。沒有這種職工隊伍，企業就會遇到很多問題。在嘗試中，制度講的越透，工人懂得越多，只要能夠清除那些反體制的害群之馬，工人就會秉持著“給多少錢，幹多少活”的態度完成應該的工作。

當然，在這種明確的制度下，那些以提高自己能力為目的的工人也能脫穎而出，成為技術骨幹，走上領導崗位。公開討論，把內在的管理原則和各個崗位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向工人講清楚之後，封建制度那種山頭主義在國有企業裡面被極大削弱。那些率先採取了這些模式的工廠都有不錯的效果。雖然上層對此有自己的看法，可他們也不敢對抗韋澤主席和政治局確定的政策。

看韋澤一言不發的拿著筆記本在記錄，缺乏這種會議主持經驗的汪海洋心裡面就感覺惴惴不安起來。汪海洋自己也有記錄的習慣，和大部分領導人員的習慣差不多，記錄中一部分是別人談的重點方向或者重點資料之外，相當一部分是對其他人的看法。認同那些方面的東西，不認同哪些方面的東西。這遠比具體工作更重要。以民朝的系統，汪海洋可以在事後拿到那些報告書，還有會議後整理出來的書記員記錄的會議記錄內容。但是那種一瞬間的對人的判斷稍縱即逝，用筆記錄下來比什麼都可靠。

現在都督那種隔一段時間就寫幾筆的方式怎麼看怎麼像是對個人的評價，一旦讓都督給某人定個屬性，這人的命運大概也就被確定了。而且被定性不僅是這幫部委人員，汪海洋本人也是被觀察被定性的物件，這由不得汪海洋不緊張。

和汪海洋想的差不多，韋澤的確在記錄對應的內容，不過這不是為了秋後算賬，而是要為黨委會議的黨課學習做準備。思想問題從來不是簡單的問題，黨會上有提問過程，韋澤若是不能提前有所準備，面對一個個問題，特別是那些提問者們有意無意提出的“存在預設前提”的內容，韋澤總不能態度嚴厲的告訴那幫人，“別給我預設前提”。

該回答的東西總得回答，如果能透過黨會提高同志們的思想認識水平，至少是在認識問題的方式上能夠有共識，帶來的收益將是極為重大的。

國務院的工作會議結束之後，汪海洋也終於有時間來處理一些針對性的工作。和韋澤一起吃午飯的時候，汪海洋對韋澤說道：“都督，最近湖北省在搞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我也向湖北提出了建議，但是湖北省明顯沒有答應。”

韋澤聽了這個情況，回想了一下上次和周正雄見面時候周正雄表現出來的那種破釜沉舟的心境，他倒是完全能夠理解發生這種事情的緣由。韋澤當時就認為，想強行扭轉市場對產品的需求是不容易實現的，不過強行管制卻不是不能實現。

貿易保護主義一搞，對其他省份的貨物進入湖北進行阻撓，至少表面上能夠看到些意思。但是這做法的成效會如何，韋澤一點都不看好周正雄。除非周正雄能讓湖北省人民相信，外省的優質產品從此永遠進不了湖北，否則貿易保護的作用可不是周正雄可以想象的。

只是哼了一聲，韋澤卻沒有再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