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走高麗糧食的是日本人，導致高麗人餓肚子也是日本人，這是中國方面希望能夠達成的效果。從事實上雖然的確如此，可若是宣傳不利，敵人有充分的機會顛倒黑白，反咬一口。高麗百姓的生活如此糟糕，他們急需找到的是一個“罪魁禍首”，至於這個罪魁禍首是不是真正的元兇大惡，這可真不一定。以民朝這種說實話，講真道理的國家，二十年的宣傳教育下來，人民對事情的看法還經常荒誕不經。在封建制度下的高麗百姓們知道自己在受苦受難，可指望他們能夠理解苦難的原因，這要求實在是太高太高。

袁慰亭與王士珍都能認識到中央其實在高麗已經有佈局，不過中央的精力根本沒放在高麗上。他們兩人都認識到，只要能夠在中央之前的佈局上更推動一步，不僅高麗局面會煥然一新，他們兩人的前程同樣會天翻地覆。

鐵路工人武裝建立速度非常快，在經濟蕭條的當下，高麗鐵路與電報公司幾年來從不拖欠工資的行為讓這家公司積攢起了相當的聲望。招收一些高麗鐵路員工的家屬非常容易，新員工知道到公司來的工作類似看家護院的家丁，他們反倒是高興起來。看家護院的家丁們收入可是不低。

到了三月，鐵路公安就擴充到了三千人左右。他們被分配到了各個車站負責看守貨場、貨倉，還要隨車進行守護。一兩個月時間裡面就抓獲了七八百名的盜匪。這些人並沒有被送官，而是由鐵路公安移交鐵路檢察院，鐵路檢察院起訴，鐵路法院審判。審判結果基本都是送去鐵路歸屬的礦山勞動改造。

黃海道有鐵礦山，想在高麗搞資本輸出，最好的投資當然就是鋼鐵行業。中國兩千多萬噸的鋼鐵產量根滿足不了中國日益增長的需求，哪裡有那麼多鋼材幫高麗搞國家建設呢。在袁慰亭與王士珍拼命工作的時候，李鴻章也沒閒著，他與高麗宦官和儒林的機構——內侍府和奎章閣之間大肆聯絡交遊。密切關注這兩個機構對鐵路與電報公司行動的反應。

內侍府倒是沒什麼反應，儒林的奎章閣對此反應不小。李鴻章開會的時候，講述了他接觸的那些儒林人士的態度。等李鴻章說完之後，袁慰亭皺著眉頭問道：“李局長，你是說這些人在意的不是我們開始在高麗行使司法權，而是認為我們這些行動不夠狠辣，不符合儒家的理念？”

袁慰亭好歹還有點家傳，王士珍則根本不懂儒家那套到底是怎麼一碼事。所以王士珍的問題更直白，“李局長，高麗那邊真的不在乎我們這麼幹麼？”

李鴻章解釋道：“在乎當然是在乎的，不過這儒生考慮問題的方式和我們大大不同。我一句話，韋澤陛下的命令在高麗一樣有用，他們就不敢從權力上和我爭辯。你們這幾個月來反覆去找高麗各個衙門，要求他們解決盜匪問題。他們也自治自己根本沒有著手解決，理虧的心思也是有的。”

這個回答倒是夠清楚，只是清楚的是事實，王士珍還是沒辦法想象高麗人到底有什麼意見。李鴻章沒有玩封建時代那種讓下屬猜的把戲，他給袁慰亭與王士珍上了一節有關封建制度的小課。

民朝的法律體系決定了司法體系本身不受行政干涉，就算是韋澤本人也在法律之下。韋澤是依法獲得了絕對權力，理論上只要人大能夠透過收回韋澤權力的決議，那韋澤什麼都不是了。但是在高麗根本不存在這種理念，高麗王廷凌駕於高麗的一切之上。

中國畢竟大一統這麼久，而且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革命祖龍秦始皇建立的制度中法律地位極為重要。“法”是秦朝最重要的制度支柱。而之後儒家起到的就是反革命的作用，他們為了讓儒家得到尊崇的地位，就把“理”置於法之前。法律要講邏輯，講現實，這都不是儒家的長項。口沫橫飛的瞎BB，這是那幫儒生們很容易辦到的事情。

所以基於唯物歷史觀的民朝警察與司法系統再好，高麗上層也不可能接受。高麗王庭不能接受的原因是鐵路與電報公司建立的制度不受高麗王庭控制。儒生們不能接受，則是這個制度的可控性太強。路數太明確，沒有給他們留下瞎BB的空間。

講到這裡的時候，袁慰亭與王士珍還能明白。李鴻章倒也有點欣慰，這兩個年輕人畢竟不俗，領悟能力沒有問題。於是李鴻章就繼續深入的講了下去。

即便是退而求其次，警察與司法系統為高麗王庭所用。高麗王庭還是不能接受一個依照高麗法律自行其是的警察與司法系統。只要執法系統的存在以及行動基礎不是法律，那執法系統與高麗現有的體制就別無二致。

對儒生們而言，一旦司法機構的基礎不是法律，他們就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