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

“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

“對現存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對“理性化為無稽，幸福變成苦痛”的日益覺醒的認識，只是一種徵兆，表示在生產方法和交換形式中已經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適合於早先的經濟條件的社會制度已經不再同這些變化相適應了。”

“同時這還說明，用來消除已經發現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發展了的形式存在於已經發生變化的生產關係本身中。這些手段不應當從頭腦中發明出來，而應當透過頭腦從生產的現成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

“這就是我在《反杜林論》中要表述的核心內容。**也好，歷史唯物主義也好，它們本身並不生產出任何物質產品，它們甚至不能當做必然會產生出正確理念的基礎。一切都要靠實踐！勞動創造人本身，就如中國的說法，勞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恩叔在黨校裡面講述著他著名的《反杜林論》，提到了光復黨一些政治口號的時候，恩叔覺得很滑稽。歐洲那些王國高喊“國王萬歲”，那是制度的本份。中國在有皇帝的時候講“勞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未免顯得不倫不類。而更奇妙的是，中國勞動者們不僅覺得自己應該是國家的主人，還覺得自己頭上應該有這麼一位皇帝領導。

當然，作為黨校聘請的教師，恩叔總不能在資歷很淺的時候直接詢問這個問題。而且光復黨內部的思想上也的確讓恩叔覺得有趣。這是一個在歐洲人看來很奇怪的混合體，然而不得不講的是，這是一個基於道德的體系。就如柏拉圖講述的“聖人王”的體系。

“我們中國是很注重道德的國家，雖然道德自有其階級性，不過中國認同的道德還是比較傾向於勞苦大眾。”韋澤曾經這麼對恩叔說過，恩叔對此也頗為在意。

不管是韋澤當了至高無上的皇帝，或者是韋澤聲稱他是與普通人平等的一位公民，又或者光復黨公開宣傳勞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恩叔覺得在中國這個社會里面，社會道德，或者說鄉規民俗的影響力之大遠超歐洲國家。光復黨對舊有的封建制度實施了摧毀，並且建立起相當一部分新的制度與想法。那些尚且沒有被摧毀的鄉規民俗繼續存在的同時，光復黨建立起的新的有利於人民的制度和想法就成為中國人民評價光復黨政府的標準。

這種柔順又無比堅韌頑強的模式讓恩叔非常感慨，因為中國民眾是真的相信皇帝韋澤要擁有無與倫比的能力和道德，這是他獲得今天這樣至高權力的對等代價。這種“權力和責任”對等的態度，的確比歐洲那種“上帝保佑國王”的傳統要革命的多。

和往常一樣，恩叔講完課之後又解答了學員們的很多問題，直到下節課開始前，他才得以脫身。回到辦公室，恩叔就拿起報紙看了起來。令恩叔遺憾的是，中國這邊沒有歐洲的大報。不過中國官方報紙的內容其實一點都不比那些歐洲大報遜色。至少在恩叔眼中，中國報紙傳遞的訊息比那些歐洲報紙更重要。

頭版頭條《中央即將實施新的農業耕種計劃》，恩叔只看到一半，目光就變得敏銳起來。他仔仔細細的把這篇文章看了三遍，才放下報紙。旁邊的同志沒想到恩叔居然如此認真，他拿起報紙瀏覽了一陣，實在是沒看出來有啥問題。報紙上面講，國家需要人民支援國家建設，呼籲人民群眾到所在地的招收地報名，到收入更高的北方地區參加農墾工作。

在這樣的一篇文章裡面，大力強調了土地國有制的重要意義，同時對“生產力水平低，社會制度發展水平落後”時期誕生的宗族制度進行了徹底的抨擊與反對，呼籲民眾要跟著國家走，粉碎那些希望依託宗族繼續榨取人民群眾利益的宗族份子。

這些都是之前吆喝過很多次的東西，在一位光復黨黨員眼裡並不陌生。皇帝韋澤在這些事情上的立場幾十年如一日，即便談不上耳朵聽出繭子，至少也是耳熟能詳。

無論是恩叔或者馬叔都曾經是報紙上的戰士，馬叔曾經在報紙上抨擊過俄國沙皇，導致沙皇的不滿而遭到打擊。所以對中國人在報紙方面的遲鈍，恩叔非常不習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