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們的待遇堪比死囚，他們手上戴著沉重的鐐銬，腳上戴著沉重腳鐐。脖子上也鎖了鐵鏈，鐵鏈與手腳上的鐐銬連在一起，大有怕他們脫困或者暴起傷人的意思。德國那邊的接引人員不僅沒有生氣，甚至露出了欽佩的表情。法國人也不過多糾纏這些鐵傢伙，直接連人帶鐐銬送給了德國方面。德國方面也沒有讓自己的同胞稍微好受的打斷，他們拽著鐵鏈，趕牲口般把這些傢伙扔進了囚車，然後開走了。

例如英國和少數北歐國家的態度沒有這麼激烈，卻也沒有一個國家對自己本國民眾遭到法國粗暴對待而發表任何不滿的外交表示。即便發了什麼，也是感謝法國與歐洲國家的合作。

“土地國有制在歐洲就這麼遭人恨麼？”民朝在歐洲的使節團對此很是意外。也許是擁有了就不會的人類本性作怪，民朝的外交體系從來沒有把土地國有制真的當回事。至少在民朝自己人看來，土地國有制是為了解決民朝土地私有制造成社會問題，純粹是民朝內政。大家完全沒想到居然在歐洲引發了這樣強烈的反應。

“歐洲為什麼害怕土地國有制呢？”外交人員對此真的不是很清楚。

第二國際遭受了不小的打擊，來開會的不少都是骨幹份子，幾乎被歐洲各國聯手一網打盡。他們也試圖透過自己的政黨宣傳來進行反擊，然而這幫人發現在國內並非沒有他們的同情者，但是也僅僅限於同情者而已。與為數極少的同情者相比，反對者的數量要多得多。最後他們不得不給出大力推動第二國際成立的恩叔寫信，希望能夠得到恩叔的支援。

1876年第一國際解散後，隨著科學社會主義在歐美的廣泛傳播，到80年代末歐美已有16個國家先後建立社會主義政黨。各國工人和社會主義者要求加強國際聯絡。恩格斯為了擊敗可能派奪取新國際組織領導權的企圖，做了大量工作，促使德、法等國社會主義政黨的代表於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獄100週年紀念日，即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開“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da會”。有22個國家的393名代表參加，李卜克內西、倍倍爾、瓦揚、拉法格等27人組成大會主席團。巴黎大會主要討論國際勞工立法和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鬥爭任務，透過了關於每年慶祝五一勞動節等決議。這次大會標誌著第二國際的建立。

在這個時空，第二國際的建立時間差不多，不過五一勞動節和三八婦女節卻沒辦法推行，因為民朝1869年正式建國的時候就把這兩個時間確定為全國的法定節日。對於歐洲來講，民朝只代表了遙遠的東方，而不代表整個世界。直到1885年，民朝已經是世界性大國之後，經歷了很久的爭論才得到了透過。

恩格斯接到信之後很是不快，他找到韋澤談起此事。韋澤笑道：“馬叔說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過馬叔應該旗幟鮮明的告訴為無產階級求解放求生存的人，在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之前，對付無產階級的那些階級與階層早就聯合起來了！”

韋澤不想說的太多，在他原本位面的21世紀，大家討論起起全球化的時候，認為在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之前，全球化以及全新的通訊技術讓全球的資產階級們充分聯合。不管資產階級內部有何等的矛盾與鬥爭，然而資產階級在對付無產階級，在攫取世界權力方面可是精誠合作親密無間。

“血腥鎮壓非常徹底，象這樣殺死所有敢於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將推遲下一次革命爆發的時間。舊社會至少為自己又爭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時間。”恩叔語氣沉重的敘說著巴黎公社時期一位記者的精闢評論。

“歐洲人好像始終不明白一件事。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韋澤也只能說這麼些名人名言。因為除了這段話，他其實也不知道該說什麼。民朝革命的代價是上億條生命，從1850年開始的太平天國起義，到1869年民朝正式建國。不過19年，中國就實打實的損失了上億條生命。而從1869年到1892年，23年的時間，民朝在全球東征西討，奪取了超過兩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死在民朝手裡的人也沒到2000萬。八億人口的民朝人民中，突然就多出來800萬各種‘高加索血統’的人民。

在韋澤看來，現在的歐洲佬完全沒有了1848年歐洲大革命時代的氣魄。那時候詩人裴多菲可是在戰場上與歐洲憲兵俄國人血戰而死，現在的自稱革命的歐洲佬竟然被一眾警察就給帶走了。革命者尚且如此，那幫普通民眾大概也只能稱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