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攪�1950年還不承認“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這個話，還說記得1950年某重大節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看見郭沫若代表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向主席贈了一面寫著“我們永遠跟著您走”的錦旗，“我也是無黨派人士，看了心裡直搖頭，這話在我口中是說不出來的”。倔強如斯，又怎能逃過一劫？

1966年8月，紅衛兵衝進梁漱溟家，勒令72歲的老人站到一邊，並將上前勸阻的梁夫人一頓毒打，隨後將梁漱溟拉去批鬥，罰跪於主席臺上。而他的家也已被洗劫一空。1968年，他被趕到兩間小破屋中，並補戴了一頂“右派”帽子。

在林彪墜機身亡後，“四人幫”藉機掀起“批林批孔運動”。而運動中梁漱溟的沉默被人揣測為兩者有割不斷的“階級感情”，梁漱溟終於說，我只批林，不批孔。我看不出林彪與孔子有什麼關係，所以我不批孔；至於批林，我認為林彪談不上有什麼政治路線，不過一心要搞政變奪權而已。話一出口，政協學習組立即開始批判梁漱溟。從1974年2月到9月，先後經歷了上百次批判，批梁收兵時還要來個總結大會，當問他可有感想時，梁漱溟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其志。

“文革”結束後這個直率而倔強的老人面對“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唯有苦笑道：我梁漱溟不要說是在“文革”中，就是早在1953年，就已經不買“兩個凡是”的賬了，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

他幸運地度過“文革”也許要感謝毛澤東、周恩來的保護，而給予他和眾多人不幸的那一刻正是開始於這一年的11月。

這一年還有一位思想者也陷入了階級鬥爭的旋渦。

與梁漱溟在多年之後被補戴“右派”帽子一樣少見的是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的顧準在這一年被第二次打成“右派”。

顧準夫人汪璧也再次變成“狗右派的臭婆娘”，被當眾宣佈開除黨籍，為了5個孩子和家人不受牽連，汪璧提出離婚，顧準並不情願，但“我欠下這個家庭這麼多債，以後不應該再害親人”。可是離婚後，汪璧也未能擺脫厄運。她因1964年在家中銷燬顧準積存多年的手稿筆記，在“文革”中成了包庇並幫助“極右分子”銷燬材料。外部的殘酷，內心的愧疚在1968年4月8日把汪璧推向了深淵，她扔下5個孩子服毒自殺了。而被隔離的顧準得知此事已是在一年半以後了，“聞噩耗，既覺意外，也不覺意外，意外的是，她愛孩子，為什麼給孩子留下一個‘母自殺’的家庭環境。不覺意外的是，1965年秋，她已寫過遺囑，1967年5月，她看來已經實在支援不住了。”他難以抑制自己的悲痛，“她為什麼自殺？她不是不許我死，說要害人。她為什麼要害人？”他的責問誰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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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節：1965，“幾年離索，錯錯錯”（2）

1974年11月，當身患絕症——癌症晚期的顧準忍辱在“我承認，我犯了以下錯誤”的認錯書上籤下自己的名字時，僅僅是想在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再見見自己無時不在祝福的早已與自己“劃清界限”、斷絕親緣關係的5個孩子。而這個高傲的靈魂曾在息縣（1969年11月下旬顧準被下放到河南息縣）批鬥會上冒著“拳林腳雨”倔強地大喊“我就是不服”，正是那瘦弱身軀裡一顆有愛的心令他簽下自己的名字，因為他也希望自己臨死的“屈辱”能給孩子們換回一個生存的空間。然而，當這個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同胞、愛自己的孩子的生命終於離開世界的時候，他的子女仍是不來、不來，就是不來。他們甚至回信說：“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麼一般的父子感情的。”

顧準犧牲人格尊嚴和道德操守的兩次妥協，僅僅換回了兩次“摘帽”，而這恰恰不是他所追求的，事實上，他為之付出的家庭卻離他很遠很遠。

多年以後，顧準的長女顧淑林懊悔地說：“我不想逃避自責，也無法躲開痛苦。”“我逐年追蹤著父親的一生，1957年以後，他是一步一步從地獄裡過來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數不完的批鬥、侮辱甚至捱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親人的時候，親人遠離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著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個父親，對於這樣的父親，我們做了些什麼呢？”

為何總是，為何總是在多年之後，人們才黯然神傷地追悔往昔，徒然地感嘆——

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