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選的是《示眾》。選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是意料中事。選了丁西林的《一隻馬蜂》，就有點特別。更特別的是選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

筆者查閱《國立西南聯大校史》，得知這是1942…1943年的篇目。語體文還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汪曾祺記憶中的丁西林的劇本《一隻馬蜂》，實為丁西林的《壓迫》（獨幕劇）。汪曾祺對這個課本印象深刻，很有感情：“這是我走上文學道路的一本啟蒙的書。這本書現在大概是很難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當時的《大一國文》只印課文，沒有註釋、題解、作者介紹和輔導教材，16開本白報紙鉛印，印數不多，接力棒一樣由前一屆學生傳給下一屆新生。《大一國文》從篇目可見，楊振聲、朱自清、聞一多等教授的意見佔了上風，吸收了新文###動的成果。1944年，面對###復古的傾向，大一國文委員會又選編了一冊《西南聯合大學大一國文習作參考文選》（後改名為《語體文示範》），入選了胡適、魯迅、冰心、徐志摩、宗白華、朱光潛、梁宗岱等人的文學作品和文學評論。楊振聲為此書撰寫的序言《新文學在大學裡》突出地點明瞭向教育當局復古傾向作鬥爭的編印宗旨。值得一提的是，兩本大一國文未選楊振聲、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等本校教師的作品，特意“迴避”，以免引起誤解。

楊振聲除主編《大一國文》，還在中文系開設漢魏六朝詩、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討論及習作、文學概論等課程。從師從楊振聲的學生的回憶中，我們可知楊振聲的教學風格和學術貢獻。

楊振聲：推動現代文學教學的教育家（3）

1938年，吳宏聰考入西南聯大中文系，最想見到的先生是楊振聲、聞一多、朱自清，因為他在中學時代就讀過這幾位先生的文學作品。楊振聲五四運動中的壯舉，更是吸引著吳宏聰，想找個機會瞻仰先生的風采。吳宏聰這樣描述了楊先生在西南聯大教“現代中國文學討論及習作”的細節：“他的教學方法是全新的，每次上課都由先生提出一些問題讓大家討論。……討論後跟著要交習作，討論小說交小說，討論散文交散文，訓練很嚴格，要求也很高，作業批改更詳盡，每次作業都批改得密密麻麻……”當年聯大的教授不僅楊振聲如此，沈從文也是這樣扶持學生的創作。

蕭乾在《我的啟蒙老師楊振聲》中，曾談及1929年楊振聲在燕京大學講“現代文學”時的情景：“在班上，楊先生從來不是照本宣科，而總像是帶領我們在文學花園裡漫步，同我們一道欣賞一朵朵鮮花，他時而指指點點，時而又似在沉吟思索。他都是先從一部代表作講起，然後引導我們去讀作者旁的作品並探討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傾向。”楊振聲在“京派”文人中是老大哥式的人物，他的正直、樸實和熱心，提攜了一大批青年作家。蕭乾稱楊振聲為“啟蒙老師”，沈從文蜚聲文壇也和楊振聲的提攜有很大關係。

孫昌熙在《把中國新文學抬上大學講壇的人——追憶在抗日戰爭期間接受恩師楊振聲教授教誨的日子》中，滿懷激情地寫下這樣一段話：“先生在西南聯大為中國新文學披荊斬棘地開闢道路，或者說‘打天下’，是勝利的。那標誌，就是新作家群的不斷湧現。”

楊振聲不僅是一位大學教授，更重要的是一位教育家。20世紀30年代，為了研究兒童教育，這位曾任大學校長的教育家還跑到北師大實驗小學當過老師。教學中，他講故事繪聲繪色，做遊戲追逐打鬧，沒有一點兒“師道尊嚴”的影子。胡適在一篇文章中也說，1933年冬天，他與楊振聲等人應邀去武漢大學演講。有一天，東道主似乎要考考幾位學者運用“大眾語”的水平，便安排他們與小學校和幼稚園的孩子們見面。胡適說，儘管他在國內是“久經大敵的老將”，在國外也往往博得好評，然而在這次“考試”中卻不幸落第。在他看來，孩子們雖然可以聽懂他所講的故事，卻不大明白其中含義；相比之下，“只有楊金甫（楊振聲字金甫，也作今甫）說的故事是全體小主人都聽得懂，又都喜歡聽”。這顯然和楊的教育背景有關——1920年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心理學、教育學，獲博士學位；1923年又入哈佛大學專攻教育心理學。

如今在大學中文系講授現代中國文學的先生們，說起來，仍要感激楊振聲先生。令人遺憾的是，1952年院系調整後，楊振聲因為和胡適的親密關係，被北大疏遠，調任長春東北人民大學。

新中國成立後，迫於當時的形勢，楊振聲在北大時曾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