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難的真正幹勁。

講困難，周恩來是實事求是的。他並不想掩蓋事實真相。這與他一貫奉行的“說真話，鼓真勁，辦實事，收實效”的作風有關。早在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周恩來就不客氣地指出：“這幾年來，黨風不純，產生了浮誇和說假話的現象。我們要提倡說真話。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要大家講真話，首先要領導上喜歡聽真話，反對說假話。”

應該說，這期間毛澤東也是主張大家充分地說真話的。然而，作為黨的最高領導，對國家極端困難方面的真話聽多了，也是會反感的。

周恩來和劉少奇等人主張把困難的嚴重性向人民講透的做法，引起毛澤東的不快。他認為這是把形勢說成漆黑一團了，這會使人民洩氣。

……

毛澤東認為，洩氣，就是喪失了前進的動力；而鼓氣，才能找到這種動力。對如何才能鼓氣，毛澤東與周恩來等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周恩來曾經說過：任何工作一定要經過實踐才能逐步做得對；任何事情都存在矛盾或困難，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

遺憾的只是，在尋找“事物發展的動力”方面，毛澤東找到的是階級矛盾。對階級鬥爭，毛澤東歷來有著高度的警惕性，以至在他的視線中“階級鬥爭”問題被逐漸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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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進”年代（11）

1962年5月7日至11日，為討論《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討論1962年國民經濟調整計劃的報告（草稿）》，以便對嚴重不平衡的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施行“大手術”，劉少奇和周恩來在北京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擴大工作會議。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領頭人毛澤東不在北京，但這次會議，是徵得毛澤東同意的。毛澤東還提出，雖然是個“中央小型會議”，但要“有各大區書記參加”。所以出席會議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成員、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各部門、國務院工交、農林、財貿、文教、科學各口的負責人，共105人。會議的議程，是由周恩來安排的，出席會議人員的名單，也是他擬定的。

在11日的會議上，周恩來解釋：“為什麼說目前情況還很嚴重”。其中他講了這樣幾句話：我們主觀上的失誤造成的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後果，不是短時期能夠消除的，只能逐步解決；經濟工作千頭萬緒，要越做越細。要做好工作，應該情況明，決心大，辦法對。關這麼多廠，拆這麼多“廟”，精簡這麼多人。這件事情，在中國，沒有哪個政權能夠這樣做，只有我們才有這樣做的群眾基礎。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經濟落後的國家要在經濟上翻身，這是一個艱鉅的任務。我們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不是後退，不是洩氣，而是戒慎恐懼。建設時期絲毫驕傲自滿不得，絲毫大意不得。

在周恩來眼中，對待建設要“戒慎恐懼”，“絲毫大意不得”。為此，他在會上對國家的精簡方案作了詳盡的說明，對各系統的減人指標、物件、辦法和政策界限以及完成的時間、步驟、待安置職工的待遇等問題作了具體規定。

主持會議的劉少奇同意周恩來等人的看法，並作了《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麼樣》的講話，他誠懇且實事求是地說：

“我看，應該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一部分地區的經濟形勢比較好，但那是部分的。總的來講，是一種困難的形勢。這一點，我看要跟幹部講清楚。講了這麼多年的大好形勢，現在講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形勢，這個話是很難講。我們這回切實這樣講一講，你們回去跟省委書記講一講，然後大家才好講。我們這裡不開口，人家是不好講的。”

作為國家主席和黨的副主席，劉少奇能夠實事求是地向大家交待“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這是需要勇氣和膽識的。

劉少奇還指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還應當充分估計當前的困難。才能挺起腰桿前進。這樣做，“天並沒有就此黑了，天也不會塌下來，事情還不是漆黑一團。但是某幾塊是黑的，我們就得承認是黑的，必須實事求是加以分析。”

更引起人們注意的是，劉少奇在講話的開始便提出來：“‘左’了這麼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

周恩來欽佩劉少奇的勇氣，併為自己的想法得到劉少奇的支援而感到高興。

會後，周恩來派李富春去杭州向毛澤東彙報了會議的有關情況和中共中央批發中央財經小組報告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