購買或者讓在上海的父母購置＇　《人民日報》1981年2月20日第一版及1981年4月15日第三版。＇。有一位上海女知青，下了決心一定要回城，甚至跟她那個在新疆的知青丈夫離了婚。現在她就成了區政府的耐心說服物件，派出所還跟她原來的農場聯絡，讓她的前夫與大兒子寫信勸她回新疆。在回滬一年多之後，她最終還是讓步了，在1982年4月回到農場，還跟她的前夫復了婚＇　《解放日報》1982年8月14日第二版。＇。如同1979年，報章不斷髮表報道，說明回農場的都受到了熱情接待＇　見本書，頁176…177。＇。

在1982及1983年報刊特別強調生活條件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力讚揚那些藉著承包制多掙了錢的＇　就好像“三芬”，那是3個上海女青年，她們的名字都有一個“芬”字；見《解放日報》1983年3月21日第一版，以及《人民日報》1983年8月31日第二版。＇，或者得以上調至負有重要責任的崗位的知青＇　比如有兩位六屆全國人大代表（《解放日報》1983年5月4日第二版），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領導班子裡的第一位女領導人（《解放日報》1983年9月30日第一版。）＇。政府還採取措施改善交通，從上海到塔里木地區“只”需要7天了＇　《解放日報》1983年1月25日第二版。＇。1983年還推出了一項協助建房計劃，讓某些知青可以得到貸款以及低價的建築材料來為自己蓋房子＇　《解放日報》1983年11月7日第二版。＇。上海當局仍繼續動員知青回新疆，有人走就開個歡送會＇　《解放日報》1982年7月17日第二版，1983年9月4日第二版，1983年9月20日第二版；《文匯報》1982年8月10日第二版，1982年8月11日第二版。＇。另外，還威脅那些從事非法買賣的青年，要採取司法手段告他們，其實就是要截斷他們在上海生存的後路，因為他們既不能在合法機構得到工作，也不準搞個體戶＇　《解放日報》1982年7月17日第二版。＇。生產建設兵團農一師曾派出一個代表團到上海去勸解鼓勵那些最死硬的返疆。到1983年1月，這些非法回滬的人中，有20％還在那兒＇　《解放日報》1983年11月20日第二版。＇。當局施加的物質及精神壓力直至1984年才初見成效，那年1萬7千知青已經回到了他們原來的農場。

無論是這些嚴厲手段，還是最後的功效，若是沒有中央的積極支援，就都是不可能的。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中央可以給予其他知青的，新疆農場的上海知青就無權得到。這些青年頭三次行動過於遲緩，又有點兒遲疑不決，也許因此使他們錯過了1978年底1979年初的寬鬆時期。當他們醒覺需要行動的時候，別人已經回了城，而上海當時面臨嚴重的失業問題＇　客觀條件應該是行動遲緩的原因：一方面新疆地區遼闊，而且地處偏遠，另一方面，這些青年大部分已經成了家，這就令他們不得不認真地考慮一下行動的後果。＇。實際上，與1979…1982年間回城就業的88萬6千知青相比＇　見本書，頁198。＇，新疆的3萬知青不應該構成難以負擔的重荷。我們覺得另一個因素可能更具有決定性意義：中央有意要發展新疆，並在這個地區留下儘可能多的漢人＇　一位作者試圖解釋下放新疆的知青與眾不同的例外情況，那是因為他們在文化革命前就下去了，就是說在那個時期現今的領導人都當權。（見《中國之春》1985年5月號，頁30）。但我們從來未曾遇到過其他文革前下鄉的知青被剝奪回城的權利。在《人民日報》1983年3月1日第四版，可以找到這樣一個例子：一位1963年下鄉的女青年拒絕了多次合法回城的機會。還有，20345名主要在1965及1966年分別下鄉到邊境地區的山東知青，大部分都回到了他們的原居省份；見田芳等，《中國人口遷移》，頁344、346。＇。這種意願從1979年起，就持續不斷地顯露出來，而且體現在由“雙王”（一個是王恩茂，另一個舉足輕重的是王震）組成的某種“新疆的壓力集團”裡。我們都注意到了新疆的戰略重要性。然而，在那個時期，由於軍隊裡的不滿情緒以及漢族人與維族人之間不時爆發的衝突，形勢變得很緊張＇　還發生了嚴重的暴力事件，特別是1980年初及1981年10月底在喀什，以及1982年初在葉城；見《人民日報》1983年1月14日第三版，《爭鳴》1983年1月號，頁34…37。維吾爾族人是新疆最主要的少數民族，與漢族人的統治之間產生最多問題，尤其在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