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不過她很快就重返自己的角色，重獲威望，因為1979年8月全國大會第34名被邀請的知青模範就是她。四人幫崩潰，連文革前的一些模範也受到牽連。像侯雋，1976年進入領導小組擔任副組長，3個月後就丟了官，還被指控跟四人幫勾結，被平反解放後，就給送回寶坻縣當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至於董加耕，則遭了兩次難：1970年代初期他被控為“516分子”而被關押蹲了3年監獄，後來經周恩來干預才被釋放了出來。之後他獲得多項公職：三屆人大代表、四屆人大常務委員、國務院知青上山下鄉領導小組成員、共青團“十大”籌備組副組長（他是重要負責人）。而該籌備組的組長是四人幫的親信謝靜宜，董因此又再一次身陷囹圄。1977年秋獲得釋放後，他回到了自己的農村。

除了張鐵生，為模範稱號付出最高代價的要數以知青之父聞名的李慶霖，他敢於給毛寫信反映知青的困難，還揭發下鄉運動的不公平及幹部的特殊化。由於有毛的撐腰，3年之間李的社會政治地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提升＇　見本書，頁117，注91。＇。

然而，他在1977年初被逮捕了，11月14日在一個群眾大會上接受了猛烈的批判，指責他“一貫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1979年初對他的判決書指控他與四人幫的關係，尤其是他舉報了縣裡、區裡和省裡的幹部。很明顯，李的信件給這些人找了那麼多麻煩，他們決不會饒恕他。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判他無期徒刑。當政治氣氛有了變化，他的刑期就改為10年，後來又改為8年。

退回去看，當年那些知青典型似乎全都是當政者手中的卒子，隨著高層政治鬥爭的風雲變幻無常而起伏不定。有些後來對他們的經歷進行了反思。王冬梅就是一例。她是旅大的知識青年，當年她說服了100多位青年和她一起去到偏僻的大草原安家落戶，1974年當選為模範＇　遼寧省很多城市的知青都是敲鑼打鼓地被送到昭盟這個窮地方。1978年他們全部返回了原居地，因為當局發現這些青年根本做不到自給自足，又沒有用，然而相關城市每年得在他們每個人身上平均付出1000元，這相當於一箇中級幹部的工資收入。顧洪章等，《大事記》，頁160。＇。在一篇以“被埋葬的青春夢”為題的文章裡，她談到知青典型人物的“代價問題”。為了符合知青典型的“光輝形象”，她其實成了一種強迫壓抑自我的意識形態的犧牲品。她總是被逼著去扮演某個角色。夢想上大學，但她必須放棄所有的機會；想到要在這個落後的“洞穴”裡過一輩子，並嫁給一個牧民，她心裡就苦惱萬分，但她強迫自己留在這個地方，以為自己是個“悲劇的勇士”。17歲當選為模範，20歲被逮捕，兩年後，1979年，獲釋。那時她明白到自己不過是個“政治道具”。現在她是記者了，別人都說：“無悔青春”，而她卻說：“痛悔萬分”＇　劉小萌，前引，頁713…714。＇。

1979年底，宣傳部門依舊不遺餘力地介紹各類模範，像一位長期失業的女青年於1956年離開上海去了寧夏，而另一位知青由於他在研究消滅白蟻上的成功，24歲就當上了某個林業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人民日報》1979年11月26日第4版及1979年12月18日第4版。＇。在12月底的最後3天，《人民日報》連續登載了一篇文學報道式的長文，是表彰吉林知青趙軍翔的事蹟，1964年當趙高考完全有希望成功之時，他卻毅然決然地自願插隊到市郊的一個生產隊＇　《人民日報》1979年12月28、29及30日。＇。

1979年就這樣結束了，最後還為一名應邀出席8月全國大會的充滿犧牲精神的理想主義青年模範作了一個感人肺腑的介紹。然而，這不過是下鄉運動所能點燃的最後幾把火。當局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讓知青留在農村，返回農村或者到農村去工作，儘管如此，也沒有能力阻止運動在下坡路上急劇地往下滑，該年回城知青及下放知青的人數就清楚地說明了這個事實。

知青在1979年是像逃離地獄般地以驚人的速度於紛紛亂亂之中返回城市的。他們或者採用“頂替”父或母的方式，或者請求病退困退。由於知青及家長雙方共同施加壓力，這兩種申請的批核都很寬鬆。這種速度大大超過了官方的預測（雖然預測與前幾年相比已經相當大膽）。河北省政府在國營與集體單位為知青預留了6萬個職位，但到6月底就已經有10萬8千名知青列入了招募名單＇　《河北省志…勞動志》，頁112。＇。從全國來看，大約有400萬知青在1979年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