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isner；　前引，頁61…72。＇。與俄國民粹主義者相反，毛無需特意“去”農村，因為他就是從那兒來的。不過，他又“回去”了，那是在他感受到打進城市進步知識分子圈子的可謂慘痛經驗以後。這種經驗只會令他少年時期就具有的反知識分子傾向更加明顯，同時滋生出某種報復心態。年青時期，在皈依馬克思主義之前，毛的信念中的一些獨特觀點對他在60年代的思想演變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之後就表現在他對下鄉運動的論證上：頌揚體力勞動和英雄主義，自然也就認為實踐經驗高於一切精神認知＇　李澤厚，Mao　as　a　Young　Intellectual，刊於　A　Study　on　Marxism　in　China　，頁93…126。＇。

1964年，在他的“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中，毛聲稱：“我就是綠林大學的，在那裡學了點東西”＇　《毛澤東思想萬歲》，頁549。＇。這句心裡話揭示了毛是如何懷念“他的”早年革命，又如何輕視一切從學校學來的知識。中國傳統概念上，“綠林”是指亡命之徒和強盜土匪，亦有稱之為“綠林好漢”的。對毛來說，這就是農村根據地，先在江西，後在延安，中國共產黨在這些地方成長，毛也是從這些地方運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領導黨走向全面奪取政權。然而必須指出，毛確在中國成功實踐了這一戰略，但並不是他第一個提出從農村開始幹革命的。毛不過繼承了李大釗的觀點，李曾經發現俄國民粹派就是那麼幹的。李大釗是中國第一個號召當時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馬克思主義者。1919年，在一篇名為“青年與農村”的文章裡，他寫道：“我們青年應該到農村裡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俄羅斯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做些開發農村的事，是萬不容緩的。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得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　李大釗，《李大釗選集》，頁146。碩＇。

整個運動期間都不斷地提醒人們，革命的根子是農村，特別提到井岡山，尤其是延安的經驗。這兩個地方亦因此成為上山下鄉具有象徵意義的重要目的地。就是這樣，1969年初，一萬多名北京知青出發去延安“接過革命火炬”。他們的行程完全就是一次朝聖儀式。他們一到達，就和農民交換毛澤東像章及小紅寶書，然後由農民帶領參觀南泥灣＇　這個位於延安東南邊的地區在1941年3月以後被王震領導的共產黨軍隊的一個旅開墾出來，當時的目的是為了保證軍隊糧食自給自足。後來，就披上了革命神話的色彩，成了政治理想主義及艱苦奮鬥在與大自然的鬥爭中能取得勝利的象徵。＇，在偉大舵手住過的窯洞前面朗讀他的語錄。有人做出一個對比：當年青年知識分子衝破“軍事封鎖線”投奔延安，而今天知青該是衝破了“大叛徒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在他們思想上設定的“精神封鎖線”來到了革命聖地＇　Chine　en　Construction，1969年4月號，頁40。＇。官方特意給上山下鄉運動塗上一層象徵性的再革命的色彩，這一直堅持到林彪身亡以後，但是狂熱性當然不如起初了。比如說，1975年，報紙上刊登了一位革命老戰士的講話，他向湖南家鄉的知青們解釋說，我們應該學習怎麼用針線，那倒不是為了補衣服，主要是為了繼承延安革命者的光榮傳統，他們那時候自己織布作衣服＇　〈革命傳統代代傳〉，載於《人民日報》1975年2月4日第4版。＇。

毛澤東主義的這種懷古思舊的情懷部分解釋了為什麼農村被看作是培養青年的理想天地。為了挽救革命及防止修正主義演變，毛決定讓城市青年離開腐蝕他們思想的學校，去重新感受幾十年前他自己體驗過的實際經歷。老革命家們（首先是他自己）是在農村鍛鍊成長的，對那些準備把革命棒接過來並保證延續已開創的事業的人來說，那裡自然是最好的學校。當時運動中翻來覆去重複的口號之一就是“農村也是大學”＇　1967年真正為著革命理想而自願下鄉的知青並不是一時糊塗搞錯了，那個時代沒有人會想到失業問題。這些狂熱的毛派分子看到城市裡革命委員會成立前後的明爭暗鬥，感到非常厭惡，而他們所向往的和廣大人民群眾相結合只能在農村實現（摘自1986年6月30日與M。　J。　L。的談話）。下面這句話是從專門論述革命歷史的一篇文章中摘錄出來的，將革命與下鄉運動象徵性的聯絡表達得一清二楚：“五十年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下鄉上山的中央委員”；見《星火燎原，選編之二》，頁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