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2月23日政治局透過了這些建議，任命陳永貴為國務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組長。該小組於1976年5月7日正式成立（毛的著名“五七”指示發表十週年）。侯雋、顧秀蓮、沙風任小組副組長。鑑於沙風進入了小組，知青辦公室主任一職由於馳前接任。小組開會“學習”毛的指示，而那兩位知青的來信和吳桂賢的信則決定壓下，暫不散發。在大會準備期間，派出75名幹部到全國各地去做調查，去尋找好的“紮根”典型和壞的“拔根”典型。一回北京，就集中開會準備寫出報告，可是意見嚴重分歧，會議還沒結束就發生了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整個工作就給打斷了。8月27日發出的報告是受了那場批鄧運動的影響的。報告指出1975年很多知青在“拔根風”之下回城了，姦汙女知青的事件繼續發生，走後門的現象更趨嚴重，因此建議召開大會討論這些問題。1976年9月9日毛去世，緊接著10月6日四人幫被擒，令原本預定11月舉行的大會無限期推遲。

下鄉運動應該採取怎麼樣的一種形勢呢？這就成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兩派各持己見，一派是不露聲色地執行輪換制，另一派則聲嘶力竭地捍衛終身下鄉制。而鼓吹公開從農村招工進城的平均主義者們的建議則是對紮根派邏輯的一種彌補。如果真的要把知識青年全都永久地安置在農村，那麼就一定得找到足夠的勞動力以應付發展工業之所需。其實，無論是“拔根派”，還是“紮根派”，都試圖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同樣的難題：如何面對幾乎全民都對下鄉運動所懷有的反感，以及幾乎全部知青都想回城的迫切願望。1976年5月底國務院知青辦領導小組在北京召開各地區知青辦負責人的會議，與會者指出兩種不可忽視的現象：幹部賄賂貪汙成風與知青能否返城成行直接有關係，另外，有人濫用頂替制度把退休工人的子女調回城裡。看到幾乎所有下鄉多年但仍舊待在農村的知青，都是出身不好的（因為城鎮工廠不願招聘他們），那些負責人都感到很遺憾。他們認為，這是違背下鄉運動是為了“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精神。

毛與極左派對走後門、貪汙瀆職、頂替制度的抨擊被事實證明是對的了。但問題是他們拒絕承認造成這一狀況的深層原因，那就是廣大老百姓對政府強加給他們的運動已經到了厭惡唾棄的地步。因此，激進派所提議的解決方案只會使他們自己揭露的那些醜事變本加厲。堅持開展一場強硬的下鄉運動，就是說原則上每一個城市青年有下鄉的責任而且要終身紮根的運動，結果只能有一個：一些與下鄉運動精神相悖的現象將會層出不窮。其實極左派們看到的，是毛1968年發起的這場運動在精神上的慘敗。然而，他們死也不會承認，毛在他有生的最後幾年已經給他們作出榜樣。

1976年9月底，有一篇文章透露毛當年“親自發動和領導”反鄧鬥爭的目的之一，就是反對鄧企圖改變下鄉運動的政策＇　在激進派形象語言裡，是說：”擊潰了鄧小平颳起的拔根復辟的妖風”，《光明日報》1976年9月27日第三版。＇。實際上，毛的下鄉運動的構思宗旨，乃至教育培養青年的政策，都是他的領地，不容許任何人在他有生之年安然無恙地躡足其間。

1977：華國鋒無能為力的繼承願望

華急不可待地重申運動繼續進行，令人民群眾大失所望。11月一篇讚揚新上臺的“英明領袖”的文章大談華如何主動送子女下農村：1974年3月他參加了北京166中的家長會，會上他積極支援當時唯一留在身邊的小女兒下鄉。宣傳這段軼事的目的不外乎是要證明他對毛的最高指示確實一片忠心，“與四人幫對毛主席指示陽奉陰違，肆意篡改；　又是多麼鮮明的對照啊？！”＇　《人民日報》1976年11月23日第一版。發表這樁軼事的目的也是要給幹部施加壓力，讓他們送子女下鄉，作出好榜樣；尤見《人民日報》1977年1月19日第四版和1977年2月15日第三版。＇。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舉行的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給予了華主席一個機會，可以明確表達自己的意願。他向來參加會議的知青代表宣稱，上山下鄉政策將會比以前更加堅定地繼續執行下去＇　《明報》1977年2月20日。＇。他在講話中關於下鄉運動的評論，作為小道訊息廣泛流傳，新聞報紙也有轉載＇　《人民日報》1976年12月28日第四版。＇，重複再現了毛的最正統的思想：知識青年必須“紮根農村”，並“與工農相結合”，為的是　“把自己鍛鍊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唯一與過去“經典”的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