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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根據地南北兩側，被敵人“蠶食”得尤其嚴重。北邊大清河北十分割槽所轄地區，1941年6月大“掃蕩”後，已基本淪為敵佔區，成建制的部隊已難已立足。南邊石德路兩側的六分割槽所轄地區，也被“蠶食”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東部不大的一塊地方。西邊“寧晉、趙元寧、欒城、藁正獲等地區則變為敵佔區或游擊區，除有少數游擊隊從事隱藏活動外”只能不定期的派小部隊（一、二個連）深入“趙元寧”地區進行短期的隱藏活動，大半也變為日本人的天下。靠近平漢線的九分割槽，瀦龍河以西沿鐵路線的高陽、蠡縣、清苑一帶，已是崗樓林立，公路深溝如網。日本人且已越過瀦龍河，向肅寧北部一帶“蠶食”。靠近津浦路的八分割槽，據老人們講，當年在幾個分割槽中，是頂敵人的“蠶食”頂得比較硬的，子牙河以東地區也仍遭敵“蠶食”。位於冀中腹心的七分割槽，也被“‘蠶食’了450個村莊，”連同安有據點的村子，佔全分割槽村莊的1/3。只剩下約千把個村子（有的人甚至說最多隻剩幾百個村子）那麼一塊地盤，還算是我們的鞏固根據地。我們在深武饒

日方資料載“五一”大“掃蕩”前冀中地區形勢要圖安一帶採訪時，當地的老人們說，“五一”大“掃蕩”前，這一帶像點樣的村子，不是住著隊伍，就是住著機關。可見，當時我們的迴旋餘地已是相當狹小了。

說到地圖，電影《小兵張嘎》的劇作者，當年在6分割槽鋤奸科工作的徐光耀老人講，1942年春，有一天他闖進分割槽作戰室，猛然看見牆上掛的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我們的地盤只剩下那麼一點，十分震驚。心想這張圖可得保密，除了首長和相關人員，任誰也別讓看見，因為這實在是太恐怖了，真的會動搖軍心的……“狼群”正在從四周逼近、壓縮。

除了從大的形勢判斷敵人的下一步行動外，敵人要“掃蕩”，還一定會有許多具體的徵兆，如修路、抓伕、屯糧、調兵，等等。正如聶榮臻指出的：“日本侵略軍由於兵力不足這個致命弱點，它要對根據地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掃蕩’，並不那麼容易，必須進行一番認真的準備。要增加兵力，要囤積糧食，要部署軍隊，還要抓許多的民伕，為它承擔給養運輸。”

敵人各個據點抓夫、屯糧、調兵的情況，是不可能完全瞞過中國人的。這分散的情況層層彙報上來，冀中軍區的領導人自然就會得到一個總的印象：某某地區的敵人是否增兵了，某某地區的敵人又要了多少民伕。等等。或許就在這個意義上，呂正操指出：“‘五一’大‘掃蕩’前，冀中區黨委和軍區對敵情是比較清楚的，對當時周圍日軍的部署、調動，瞭如指掌。”

不過，從大的形勢分析也好，從具體的徵兆推測也好，都只能是我方的一種判斷。要想知道敵方的具體部署、計劃，則必須靠情報人員，打入敵人內部。

■石門情報站，一段歷史懸案

日軍是有重視諜報工作的傳統的。中國有句老話，叫“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日本軍隊卻是兵馬未動，間諜先行。要進攻了，先派遣許多特務潛入進行偵察、配合。

土肥源、本莊繁、川島芳子等諜報之“星”，與指揮作戰的日軍將領一樣有名。而八路軍缺少諜報工作的經驗，尤其是缺乏在城市開展針對異民族軍隊的諜報工作的經驗。

據當年任冀中軍區偵察科長的原星迴憶，冀中真正有了稱得上是諜報的工作，那已是1941年的事，他說：“面對新的形勢，給軍事偵察鬥爭提出了新的要求，提高了軍事偵察工作的效率，確保軍事情報的質量，引起軍事偵察工作組織上、方式上、手段上的一系列變化。”

愈來愈殘酷的敵我鬥爭，使得八路軍將領們懂得了情報工作的重要性，懂得了情報工作不能僅僅停留在防備敵特打入我軍內部，或是僅僅停留在優待俘虜的工作水平上，這些工作，嚴格地說，應當屬保衛工作、敵軍工作，而不是諜報工作。1941年初，晉察冀軍區召開軍事偵察工作會議，會上專門提出冀中要成立情報委員會，以加強軍事偵察工作的統一領導。並要求冀中迅速建立各級情報站，以獲悉日軍戰略性的戰役情報為根本任務。隨後，冀中軍區又新成立了情報處，開展諜報工作。

在此之前，冀中沒有一個情報工作的主管部門。

“必須充分認識中共情報能力的優越性”（2）

各地區、各系統各自為戰，同一處據點裡，可能有這個軍分割槽的“關係”，又有那個軍分割槽的“關係”。同一個軍分割槽或地區，又有黨、政、軍各個不同系統各自為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