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到這個目的，岡村寧次下了相當大的本錢，據日方文獻，此次“掃蕩”直接參戰的日軍部隊有第41師團主力，獨立混成第9旅團一部，由第110師團、26師團各一部組成的白瀧部隊及獨立混成第7旅團一部組成的小川部隊，“共計步兵十八個大隊為基幹”，另有110師團、27師團及空軍一部配合作戰。共計日軍約5萬人。1942年秋季，日軍對冀東的“掃蕩”，出動兵力為步兵約11個大隊；對冀魯邊區的“掃蕩”，出動兵力為步兵約10個大隊。1943年春季對冀西的“掃蕩”，出動步兵12至16個大隊、秋季對冀西的“掃蕩”，出動步兵20個大隊，對魯中的“掃蕩”，出動步兵9個大隊。透過上述“掃蕩”日軍使用兵力的比較，我們可以感受到日軍對冀中“掃蕩”出動18個大隊，是相當大的壓力。日軍對冀中“掃蕩”的詳細計劃，一方面，確比以往周密；另一方面，也不是無懈可擊，甚至可以說是相當倉促的。這個計劃，與1940年日軍第十一軍對宜昌地區國民黨軍發動的“掃蕩”在大的框架上，是十分相似的：第一，在“掃蕩”前，也對周圍地區進行了佯攻，4月23日，以獨立混成第14旅團進攻九江，20日開始，以海、空軍部隊攻擊洞庭湖一帶。把國民黨軍的注意力引向正南，然後突然向西發動進攻；第二，也是五月一日發動的進攻；據稱，此次作戰，國民黨軍遭受嚴重損失。“蔣介石總統最感到危機的時刻，就是宜昌作戰的時候。”而國民黨軍作戰失利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雖然料到日軍即將發起進攻，但沒能準確判斷日軍的主攻方向。日方文獻聲稱：“敵方似乎早已偵知日軍的進攻企圖，但對進攻方向並未得出準備判斷，推測或是宜昌方面或是襄陽方面，頗有戰戰兢兢的狀態。”而此次宜昌作戰，又“完全可以說只是一年前在此地進行的‘襄東會戰’的再現。那次會戰的時間也是5月1日開始，在同一戰場經過大體相同的戰鬥。”

日軍在戰役指揮上，水平並不高，十分僵硬、死板，不僅進攻的框架大同小異，而且連發起進攻的日期也不作變動。宜昌作戰，是由岡村寧次曾任司令官的第十一軍，在他調任後幾個月實施的。到了1942年，匆忙之中要制定對冀中的“掃蕩”計劃，岡村寧次及其下屬，很可能會想起這次成功的戰例，並如法炮製。所不同的只是規模不同，宜昌作戰的規模當然要大得多，“參加此次戰鬥的重慶軍約47個師30萬人。日軍兵力只54個大隊。”

“五一”前夜1942年4月7日——距“五一”大“掃蕩”24天。

上一年年底調往武漢地區的日軍獨立混成第9旅團，開始從武漢移向冀中地區，至4月中旬，已大體完成配備，旅團部設在石德路上的衡水。

1942年4月10日——距“五一”大“掃蕩”21天。

原駐山西臨汾的日軍第41師團主力，接到命令準備向冀中地區移動。

1942年4月18日——距“五一”大“掃蕩”13天。

進入倒計時（4）

這一天日本首都東京天氣很好，在“午後零時三十分頃”，從浙江衢縣機場起飛的美軍飛機突然飛臨東京上空，進行了轟炸。這對正在向日本國民大吹“大東亞聖戰”的勝利的日本當局，無疑是一記響亮的耳光。4月21日日本最高決策層決定立即要佔領中國沿海，以防備類似事件的再次出現。當時，日中國派遣軍曾提出能否暫緩一步，先執行已完成部署的十九號作戰（進攻廣德、寧國）但日本大本營於22日即予堅決的否認，答覆說：“根據全國形勢，必須立即摧毀浙江機場群，為此，立即中止第十三軍的十九號作戰，迅速轉入摧毀機場群作戰。”“這樣一來，連畑總司令官（指日中國派遣軍司令長官畑俊六）也知道再提意見也無濟於事，於是接受了上述指示。”

要達到日軍預期的作戰目的，需要40餘個大隊的兵力。僅靠第十三軍還不夠，只得由各地抽調。日華北派遣軍自然也不能例外，日方文獻聲稱：“華北方面軍於26日前後接到中國派遣軍的密令：派出最大限度的兵力，即以步兵約14個大隊為基幹的部隊，預計以三個月為期參加此次作戰。當時方面軍正在舉行各兵團長會議，乃於27日夜，緊急召集各軍作戰主任參謀進行討論，決定在不影響冀中作戰的情況下，主要由各軍分擔任務。”

26日，也就是“五一”大“掃蕩”的前5天，岡村寧次突然接到這麼一個命令，要他抽出14個大隊（約佔駐華北日軍138個大隊十分之一強）的兵力，他不能不考慮：對冀中的“掃蕩”是否還如期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