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到人群中，好心的鄉親們趕快把我按下，蹲在他們腳下。他們人靠人的站著，像密不透風的一層層人牆，不分排，不分隊，又擠又亂地站著。鄉親們暗暗地告訴我會場上的動靜，一會兒說我家的箱子抬出來了，一會兒又說櫃子抬出來了。敵人的叫喊聲我也聽得一清二楚，大概敵人發覺我已鑽入地道無法抓捕，就聲稱要找“齊家老太太”。我想母親到哪裡去了呢？景陵又到哪裡去了呢？一會兒聽到有人說房子燒了，又說敵人快走了，正裝車拉東西哪！正在輕輕地議論中，啪啪兩聲槍響，敵人走了。我家的一位幫工和村裡的一位老百姓都被敵人打死了。是我連累了他們呀！瘋狂的敵人，沒有抓到我就在兩個無辜的老百姓身上報復啊！

齊巖說的這個村，是高陽縣龐家佐村。這村在冀中，算是個中等村，有400多戶人家，齊家在村裡是大戶。是個抗日力量很強的老根據地，她那天和丈夫周景陵——《團結報》社社長給堵在家裡，一來是因為村裡有個叫齊平莊的漢奸悄悄去邊渡口據點告了密——這個漢奸1947年已被處決；二來是因為那天大霧，對面不見人，等發現敵人，鬼子已撲進村來了。在危難之中，齊巖就是靠地道，靠村裡父老鄉親們用性命、用自己瘦弱的身軀掩護，才活了下來。那天被打死的兩個人，一個是齊巖家的長工，一個是“甲長”齊小生，他們既交不出“齊家的閨女”，也交不出“齊家的老太太”，而日本人這趟出來，二死一傷，其中還死了一個軍曹，心中好不窩火，心想中國人打死我們二個，我們也得打死二箇中國人，否則是“大大的不夠本。”

“難道，五年抗戰就這麼完了”（7）

或許有人要說，齊巖畢竟是在自個家裡，情況熟悉，又都是鄉里鄉親，遇到危難，大夥自然要幫上一把。那些家不在冀中，或者是有家難歸的幹部們怎麼辦呢？沒別的法子，只有自己到百姓中去找一個家。這就是當時所說的“救命戶”，也叫“堡壘戶”。和這家人同吃同住，生死與共。老人們說，這種堡壘戶，得找那種家裡人口少、小孩少的人家，以免互相串門走漏風聲；得找那種地理位置好，最好是獨門獨院，靠近村邊的人家。當然最重要的一條，要找對抗日有較高認識的人家，但也不能太紅了，太紅了也危險。據說這種人家，“僅饒陽一縣就有一千幾百個，”而一旦敵人發現某家“窩藏八路”，“一家人可能被抓被殺，房子財產可能被燒被毀。”真是血海般的干係啊！抗日的幹部，受傷的戰士以及幹部的家屬，就都是這樣靠“救命戶”生存了下來。甚至連日本反戰同盟的成員，也是住在“救命戶”，一住一年多，學了一口安平話。

婦女們向地道內送飯這些素不相識的人住在一起，朝夕相處，結下了深厚的感情，百姓想盡辦法為抗日干部的生活和安全操心操勞，幹部們則幫房東干點活，幫孩子學點文化，親如家人，多少年也忘不了。收留日本反戰戰士的郭大娘，在送走在一起住了一年多的“日本兒子”西村、津田、吉岡等人後，邁著一雙小腳，走了三十多里，到關係家打聽西村等人走後的情況。解放後任石家莊專署專員的韓啟民，剛有一月9元的津貼費，就想起老房東，買些東西寄去。她說“實行工資制後，我的工資也多了，每逢過年過節，我都捎幾十塊錢給二位老人，從未中斷過。”直至近些年，當年的老房東雖已過世，但與他們的子女還一直有聯絡，經常像親戚一樣走動。抗日干部與百姓如此血肉相連，令日本人頭痛不已，日華北派遣軍作戰主任曾在談話中說，冀中“軍隊、農民混成一片，組織極為堅強。”日軍41師團參謀鈴木重雄中佐也說：“冀中之戰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戰。”

不過，不管是住在自己家裡也好，還是住在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堡壘戶家裡也好，因為鬼子、漢奸到處亂竄，仍不免鬧些玄事：韓啟民老人曾回憶起這麼一件事：1942年初冬，抗日戰爭進入最殘酷的階段，黨內個別不堅定的人脫黨了。分割槽文建會有一個人就是因為怕死，回家了。他住在饒陽縣三區的一個村莊，地委讓饒陽縣委副書記李太轉給我一封信，叫我去找那個脫隊幹部做動員工作，使他重新回到革命隊伍中來……當天傍晚，我就出發了，與我同行的是三區區委書記喬民。為了縮小目標，喬民在前，我在後，拉開老遠的距離。

我那時是女扮男裝，頭上扎個白頭巾，個子又大，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是女同志。走到王崗村南邊，迎面來了一個人，又高又大，40歲左右，面帶一副兇相，與我擦肩而過。這個人大約過去了三四步，啪地轉過身來，厲聲說道：“站住！幹什麼的？”

我迅速用手槍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