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司馬光為人和做官之清廉值得提倡的話，那他的政治觀點，就有些讓人詬病。

首先，便是新黨和舊黨之間的爭端。

所謂新黨，便是宋神宗趙頊繼位之後，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而舊黨，則是文彥博、司馬光等保守派。

他們的之間的對立，從根本上來說，是後黨以及部分守舊官僚與皇帝革新派的對立，而對立的平臺和原因便是王安石的變法。

這一次變法，幾乎是從秦朝商鞅變法之後，再一次大規模的變革運動。

其原因也很簡單，其一便是從宋初到宋神宗繼位的時候，大宋已經度過了百年歲月，在這百年中，冗官、冗兵等問題已經極為劇烈，使得朝廷的壓力極大。

其二，內憂外患，內部因為稅收的增加使得百姓造反的頻率大增，對外不管是對北方契丹人還是對西邊兒的党項戰爭，幾乎大多以失敗告終。

所以，宋神宗希望用變法的方式，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改變現在大宋積弱的狀態。

實際上，王安石想要變法的心思由來已久，在宋仁宗的時候，王安石就曾上書極為系統的提出了變法的主張，只不過並未被宋仁宗採納。不過，也正是因此，趙頊對於王安石可謂是推崇至極並且聞名已久。

趙頊繼位之後，很快便啟用王安石，先任命他為江寧知府，而後又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

王安石對於趙頊的信任和器重極為感動，很快就對宋神宗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並且指出，‘治國之道，首先要效仿先代，革新現有法度。’

他認為現在的大宋之所以處於赤字狀態，並非是因為開支太多，而是因為收入太少。百姓之所以貧困甚至不參加生產活動，一方面是官僚或者富豪兼併土地，另一方面就是朝廷給百姓攤牌了太多徭役，使得他們沒時間去生產。

總體來說，王安石的這兩個說法很有道理，也得到了宋神宗的認可。

很快，王安石就繼續上本，闡述自己的觀點，數月之後，宋神宗擢升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而變法也逐漸開始。

針對變法，王安石可謂是面面俱到，從百姓種田到稅收，從農田水利到百姓服役，盡皆重新曆法。

包括軍事上提出的保甲法、裁兵法、將兵法、保馬法、軍器監法等等，對於當時的大宋兵卒，也的確有著立竿見影的效果。

包括對人才的選拔，也就是科舉制度，同樣進行了改變。

在此之前，科舉考試以明經科為主，但是之後改為由經義、策論為主，甚至增加了法科。

而且，重視底層官員的提拔和選任，只要有能力，就可以不論資排輩而是快速得到晉升和發揮才幹。

這一次的變法規模之大，涉及之全面，令人難以想象，不過，王安石想的還是太簡單了一些。首先，不管是什麼樣的法度，都需要官員去執行，你不能要求所有的官員都和王安石一樣公正廉明，這也就使得有些政策提出來的時候沒問題，可是一旦施展了就會出現問題。

比如說青苗法、保馬法等等，本來按照王安石的想法這對於百姓和軍兵是有利的，可是在下層官員的操控之下就成了有害的。

就說青苗法，按照王安石的想法，是在青黃不接的時候，由官府給百姓借貸，以此來促進生產，如此可以增加官府的收入，也可以打擊底層的高利貸，讓百姓得到實惠。可實際上呢？首先利息本來就不低，在底層官員的操控下變得更高，使得百姓負擔沉重，而且，原本是好意，可到了下邊，為了政績就變成了強制，不管百姓是否需要，官員都壓迫百姓就犯。

所以，這變法一下子就變了味兒。

其次，這一次宋神宗和王安石面對的對手太強大了。

世間的財富相對來說也是守恆的，那麼，在財富總量恆定的情況下，想要最上邊兒的朝廷和最底層的百姓得到實惠，就必須侵佔中間層的利益。

中間層是什麼人？官吏、大地主、豪紳！

從大宋開國到這時候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是變法的阻礙和對手，這意味著宋神宗和王安石兩個，面對的是整個朝堂甚至整個社會團隊，在這樣的反對之下，想要變法成功幾乎不現實。

事實也是如此，開始變法之後，很快就遭到了從上到下的反對。

上層人物比如說韓琦，也就是韓侂冑的老祖宗，極力反對，下方的地方官各種么蛾子，並且煽動百姓來反對。

並且拿個別現象來闡述王安石變法的破壞性。

在這種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