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身上。在通話的7分鐘內，他一直在咆哮。

他的激動無可非議，拋掉了外交上的廢話，他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們自己對前進號對接這種念頭的看法。他反覆質問至少有12遍，幾乎帶有懇求地面的口吻：“你們究竟想要我怎麼做？”“誰能在看不見的情況下使飛船對接？”地面上的主管者們明智地保持沉默，讓瓦西里做任何心理學家都提倡的一個被隔離、且剛剛經歷一次致命的災難的人應該做的事：發洩。

在無線電通話結束之後，我體諒地傾聽他的不滿。我知道我們的旅程並沒有結束，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儘可能的保持身心平衡。發洩無可非議，但危險的是，瓦西里快承受不住了。共同擠在這個狹窄且故障重重的空間站裡，任何一個人垮掉，我們都承受不起。

我開始不僅僅是傾聽，而是擺出了醫生的樣子。在外界的觀察者看來，這個過程有點像心理治療學家與病人之間的交流。我保持職業性的超然，因為我知道，儘管我心態很平穩，“和平”號空間站壓力鍋似的環境很可能會使每個人的神經緊張，包括我的在內。

在前進號幾近撞擊的事件之後，“和平”號上所有人都很少考慮讓另一艘無用的、裝滿垃圾的貨船在空間站對接。另一方面，瓦西里在心底仍是一個俄羅斯的戰鬥機飛行員，有著造就所有優秀的戰鬥機飛行員的個性特徵：高度的自我中心主義、強烈的自足感和被同輩認同的渴求。簡言之，他具備恰當的要素，但是這些特徵，儘管對成為一個優秀的飛行員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對一個幾個月困在空間站，聽從一些遠離危險地帶中心的人釋出命令的人來說，並不合適。

他的個性特徵使他很難直接告訴地球上的人“我拒絕再以那樣的方式讓前進號對接”，儘管那是他深信不疑的。瞭解了這些，我建議或許我能幫助向美國宇航局駐莫斯科任務控制中心的代表團傳送一個資訊。我將會告訴他們，我們這些船員，對上一次的對接試驗很不高興，除非地球上的人仔細檢查程式，想出有極大改進的對接方法，否則我們對將來再執行這樣的對接，都會感到不安。

瓦西里和薩沙都同意這個方法。考慮到瓦西里的精神狀態，以及我作為一名船上內科醫生兼朋友的角色，這個辦法很有幫助。我能保護瓦西里不受由內部心理紊亂造成的額外壓力的傷害，而對這種紊亂，他已經抗爭許久。

令人奇怪的是，我們船上沒有人確切地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太多的對接程式超出了我們的控制，脫離了我們的視線。是不是初始軌道動力太大？是不是前進號向我們衝來的時候速度太快，無論我們怎樣努力啟動剎車推進器，也不可能阻止其運動，及時讓飛船停下來？為什麼我們在監視器上看到的只是靜電小點；是前進號上的照相機出故障了，還是給我們中轉訊號的無線電發報機壞了，或是監視器本身的毛病？我們在“和平”號上對這些沒有深入研究，但地面上的人透過觀察由飛船傳送下去的遙感資料，可能會有足夠的資料來得出結論。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們沒有從地球上收到任何有關撞擊的可能原因的進一步資訊，我詢問在俄羅斯的美國宇航局的代表。我重複瓦西里的請求——這僅僅是一個請求，而不是命令——我們不想重複類似對接的嘗試，直到有群知識淵博的人，或者是美國…俄羅斯的聯合安全小組，對整個程式都密切關注，且認定其安全性。我告訴他們，根據我瞥見的前進號快速向我們飛來的情況作出的判斷，我們與一艘快速向我們衝來的飛船非常接近，幾乎相撞。我的口氣有些鹵莽，我想讓美國宇航局的隊員相信，“和平”號上不再需要有挑戰性的行動來增添我們生活的趣味。

對美國宇航局給我的答覆，我目瞪口呆。

大致地說，他們的反應十分冷淡。“哦，我們聽說對接試驗出了一點問題，但我們還沒有得到任何的細節資訊。你希望我們去調查一下嗎？”吃驚之餘，我強烈敦促我的支援部隊去調查這件事，並且告訴他們，一旦控制中心決定重複對接程式，一定要儘快地通知我，因為我要在這樣的決定付諸行動之前，提出我的看法。

在我返回地球之後，我才知道對這一事件，俄羅斯人是怎樣將美國宇航局的“合作伙伴”矇在鼓裡的。返回後的幾個星期，我向彙集在休斯頓約翰森空間中心的專家彙報了在“和平”號空間站上的任務情況。聽完我的彙報，三位工程師走過來對我說，在這次差點遇險的前進號的對接過程中，他們被莫斯科的任務控制工作纏住了。他們的任務是利用地球基地的感測器追蹤對接。

17。逃脫致命的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