囡囡回答，“知道了”。

董嫣然雖詫異於我的要求，卻還是很重視我的態度。於是，事情就是如此了。隱隱約約流露出的一絲影子，轉眼間就悄無聲息的消逝了。

收到警告的伏宮見鳥羽，在學期結束後，轉學去了英國。

……

因此在早餐的時候，我和三女多聊了幾句，女兒向來與父親親近，她很高興的與我說起她的未婚夫，說起中青會義務演出，以及他們募捐救濟失業者的情形。

囡囡的未婚夫姓周，叫周少川。

周少川，浙江人，出身讀書人家，為人儒雅，風度翩翩，是極有名的美男子，學識人品都不錯。只是他家境貧寒，年齡也大了幾歲。

家境倒不是問題，董家最不缺的就是錢了，然，年紀大上七八歲，是差的多了點兒。這點兒疑慮，在與周少川接觸後，就很快消失。周少川城府很深，機智多謀，就是魄力差了點兒，也是個罕見的人才，我也就隨女兒的意了。

中青會義務演出是從夏天開始的一系列演出，音樂會、戲劇、演講等等。董嫣然是安慶大學中青會的文娛幹事，自然忙的不可開交。

這些演出是為了救濟失業人員，而募集資金。演出籌集來的資金，自然是杯水車薪。不過，毋以善小而不為，毋以惡小而為之。幫助一個是一個，總比沒人理會要強。況且，培養青年人的社會責任感，本就是中青會存在的主要目的之一。

中青會募集資金後，對安慶市及周邊環境，進行清理整治，從而不斷招募一些兒攜家帶口的工人。同時，資助部分家境特別困難的學生。一般地說，學生義務教育免學雜費，還有一定補貼和獎勵。高中以上的費用也不高，但危機一來，還是有學生失學。中青會資助的，就是這些學生。

從年初開始，街上的乞丐激增，付不起房租的人乾脆到公園裡、廣場上搭起帳蓬為家，公園的長椅上坐滿了失業的男子。學生畢業後沒工作，成群結隊在街上閒逛，還有人挨門挨戶的問有沒有零活可作。

民政部的救濟工作已經開始實施，原則與之前說過的一樣。

所有家庭成員的月收入加在一起，低於人均1。4元錢；且家庭財產僅有房屋和傢俱。符合這兩點的，才能的到救濟。救濟是提供食品，按家庭人口發票，用票到商店去領取食品。

1914年，聯省仲裁法庭開始評定“最低工資”。在當時是0。25元一天，這是一個五口之家維持當時“說的過去”的生活所需的最低金額。這一標準被接受為無技能熟練工的最低工資，而技工的最低工資在此基礎上根據技術難度遞增。

因為危機，仲裁法庭　1930年　1月把“最低工資”標準降低了　10％，為0。32元一天；合每月8。0元錢。

人均1。4元，就是把最低工資標準再縮減12。5％，而計算出來。如果一家之中有一個人有固定工作，家庭收入就會比超過這一標準。也就是說，不享受救濟。

民政部的救濟，人均每月在一元錢左右。其中，老人和兒童略多一點兒副食，普通成年人就只有玉米、鹽等少量東西了。吃飽倒不是問題，但每天窩頭、鹹菜就大碴子粥，讓生活一下子回到二十年前。

此外，中小學校每天還有課間餐，式樣二十年不變，一杯牛奶、一個雞蛋和一個包子/麵包/烤餅。

在29年世界經濟危機中，內閣反應迅速，措施得力，使中國經濟情況要比美國好很多。然而，在中國仍然有成千上萬的企業破產。

很多經營不善的中小企業，本來就只是勉強維持。如今銷售價格一降低，企業立刻變成虧損狀態。這些企業本身既信用低，又資金少，技術通常也落後，在經濟危機的襲擊中，只好關門大吉，以避免更多的損失。

破產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卻同樣也有大型企業破產。

通常來講，企業規模越大，產量越高，生產成本就越低，也就越有競爭力。在技術和資金上，大型企業也佔據優勢，一般不會輕易倒閉。

但凡事都有例外，包頭鋼鐵公司的破產倒閉，就是例外中的例外。

1930年2月，包頭鋼鐵公司破產倒閉。訊息一經傳開，就轟動一時。

周學熙是袁世凱的錢袋子，也是著名的企業家，他與張謇並稱“南張北周”，他在實業界的地位可見一斑。“賄選”戰爭後，我對北平政府官員網開一面，只是在經濟上清理了一下。周學熙自然也平安無事。

一年以後，周學熙還趁著中國民族主義高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