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條約的，我從不退讓。軍政府有所逾越的，我就直接內部處理了。不是我如何尊重國際法和條約，而是我根本就不想承認這些條約。只是，我現在實力不足，但我也不會給人留下口實——“我不逾越，也不承認”。然而，我遵守條約的行為，得到了各國的一致好評。生活中從不缺少幽默！與各國的關係，我與德國、美國關係最密切，日本交涉最多時好時壞，其它則一視同仁。

芮恩施上前，恭喜我收回青島，我用力與他擁抱一下，保羅與傑克·史密斯——我在美的私人律師，是大學同學，關係密切。芮恩施問我，準備如何處理日本的要求，我說：“保羅，日本是不會放棄的，我也一樣。”我的話很平淡，但表達的意思很清楚，保羅理解了我的暗示。我請他幫助，協調聯省與英國間的關係，儘量讓英國在青島之爭中保持中立。芮恩施知道英國需要日本，所以只說“盡力而為”。

隨後，我單獨約見了英國駐安慶領事葛福，闡明瞭聯省立場，要求英國在中日青島問題採取合理的立場。英國此時正努力拉攏日本，希望日本艦隊能加入對德國的戰爭。葛福自然努力幫日本說話，對我施加壓力。我據理力爭，寸步不讓。

然後，我接見了日本駐安慶代辦小幡。小幡對“山東日裔被捕”這一事件表示抗議。我直接了當的說，間諜是不受保護的，而且外交事務由顧維鈞負責。小幡提出了“領事裁判權”。該死的滿清政府！領事裁判權，就是說，外國人犯罪需要由其本國領事審理。問題在於，這東西不是外國人要求的，是滿清覺得審理外國人很麻煩，自己主動給外國人的，靠！

反覆交涉了幾回，我命令將日本間諜一切可疑物品扣留，將間諜驅逐離境。傳聞說，日本間諜是光著離境的，這個，實在誇張了點兒。但日本間諜，基本上，都是全身上下搜個遍，穿了套新衣服離開的。

8月15日，日本以“山東日裔被捕”事件為藉口，向安慶軍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立即撤退在中國海上的軍艦或解除武裝，並在9月15日前將膠州灣無條件交給日本，以備將來交還中國北京政府，限8月23日前無條件答覆。

外交司長顧維鈞緊急約見了代辦小幡，小幡驕橫地宣稱：這是大日本帝國的最後警告，安慶必須照辦。

顧維鈞有我的交代在前，只答應可以談論“山東日裔被捕”事件，對於其它無理要求，則斷然予以拒絕，答覆說：“青島問題，過去，是中德雙方之問題；現在，是中國內部問題。與貴國全無干系。如此要求，安慶斷然不能接受。百萬國防軍，也是絕對不能允許的。”——武力威脅，難道我就不會嗎？！

我這一時期的政策，也有點混亂。從目前來看，中日交戰沒有任何好處，如果不打這一仗，我起碼可以省下兩億，無論投資到哪裡，都能在近期很快收回，長期利益更不必說。但是，一方面，日本咄咄逼人；另外，從長期看，中日之間勢必會有一戰。非如此，不可能聯盟。聯盟是幾個平等，或大體平等的團體之間的事。我已經花了大本錢準備，所以，又很想打這一仗。

北京方面的立場更尷尬。袁世凱受到各國很大的壓力，本身卻又無力左右安慶。命令安慶撤軍吧，安慶一定會大義凜然、義正詞嚴、擲地有聲的直接駁回，圖然是給安慶增加聲望。但是，大張旗鼓地鼓勵安慶，英國人那裡又通不過。所以，北京政府在這一時期，竟然像失聲了，為數寥寥的幾封電報，其含意，也是模糊不清。從袁本人來說，國防軍與日軍，打起來才好呢。最好兩敗俱傷，就算做不到，也可以重創日軍。至於國防軍取得勝利，袁是想都沒有想過。如果國防軍有此能力，怎麼會如現在這樣，早打到北京來了。不過，北京的行動，還是明確的表達了，對“國防軍與日軍開戰”的殷切希望。北軍的四個正規師，剿滅了“白狼”之後，一直盤據在河南，現在卻在這個敏感時候，悄悄地將兩個師調回了。

這是中國方面的考慮，日本方面的考慮，則又不一樣。

由於不斷擴充的軍備費用和連年貿易入超，日本財政在1914年幾乎瀕臨破產，甚至連支付外債的利息也發生困難。造成這種局面的近因是輸出不振導致國際收支失衡，遠因卻是擴軍備戰長期壓迫財政，而國內市場又因地主制與資本制的矛盾而難以健康發育成長。苦於重稅的中小資本家、工人和農民飽受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之苦，生活日益困苦。然而，在接替山本權兵衛的大隈重信，就任首相3個月後，日本竟意外地得到了“天佑”：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對於顧維鈞的警告，日本方面不是沒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