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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傑斯特羅和娜塔麗，他打聽到的只是一通捕風捉影的第三手傳聞；不過，他還是覺得這是可信的，也是可喜的。不幸，同時也違揹他的意願，他又得到了大量關於滅絕猶太人的情況。辭職不幹，退出外交界，這個念頭在他腦子裡盤旋不去，好象電光廣告上的一個警句一般，一次次重複出現。緊緊閃現在它後面的是一句紅墨水寫的警句：立即應徵入伍。

萊斯里。斯魯特不覺陷入一陣沉思，回顧起他的志向、他的身世、他的道德標準、他的希望，經受著對自己層層剖析的苦楚，彷彿面臨著一個重大的抉擇，要決定去嘗試一種新的終身職業，要決定和一個姑娘分手或者結婚。他從來不曾把猶太人放在心上。他是在康涅狄格州一個市郊城鎮里長大的，猶太人不容易在那裡買房子安家。他父親是一個生性沉靜、愛好哲理的華爾街律師，不曾和什麼猶太人結成知心朋友。在耶魯大學，斯魯特總是對猶太同學敬而遠之，就是在不為人知的社交生活中也沒碰上過猶太人。娜塔麗。傑斯特羅的猶太身份，斯魯特也曾一度感到是件憾事，跟一個黑人比起來，大概是五十里和一百里的差別。

他並不是真的變了。現在也好，過去也好，他向來都是只顧自己的，但是碰巧那份萬湖會議的檔案落到了他的手中。他懂得德國的歷史和文化，有些東西別人不免要覺得荒誕無稽，他卻信以為真。在明斯克檔案事件之後，到他為萬湖會議紀要發出一陣嘈雜之間的一段時間裡，他便已是一個涉嫌人物。如果他現在為了這新證據而大聲疾呼，那就不免要在國務院裡永遠給自己戴上一頂“猶太幫”的帽子。所以斯魯特倒在扶手椅裡，反覆思忖，瓶子裡的威士忌則越來越少了。

然而，連來自日內瓦的新證據——儘管令人震驚，儘管令人厭惡——也並不是駁不倒的。怎能有這樣的事呢？死去的猶太人在哪裡？沒有一具死屍，你就不能萬無一失地證實一樁謀殺案——而在這件案子裡就得有堆積如山的屍骨或者掩埋屍體的許多處萬人冢。誰能把這樣的證據搞到手？照相可以假造。在戰爭結束以前永遠不要想有駁不倒的證據；即使到那時候，也還必須是同盟國打了勝仗。日內瓦的證據，和萬湖會議紀要一樣，不過是一種說法而已：口頭的說法，見諸文字的說法，還混雜了一些別的說法，都不過是些歇斯底里的胡言亂語，更有另外一些說法，例如用死人制造肥皂之類的故事，則是從上一次大戰傳下來的渲染戰爭暴行的陳腐宣傳。

如此不可思議、駭人聽聞的大屠殺，人家覺得難以置信，斯魯特也不能責怪他們。沙皇時代對猶太人的集體殺戮已經是陳舊的故事，一次那樣的集體殺戮，死人究屬有限。納粹黨人不屑費心去遮掩他們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劫掠；秘密殺害無辜，數以十萬百萬計，這樣的傳聞不斷出現，越來越多，而納粹卻一概斥之為盟國的宣傳或猶太人的夢吃。然而這樣的屠殺還在繼續，至少斯魯特相信是如此。萬湖會議紀要中的計劃確實正在付之實現，在一個不是殺人就是被殺的恐怖世界裡，而那個世界卻象月球揹著地球的那一面一樣，永遠沒法知道它的真相。

一杯又一杯的威士忌蘇打水灌下他的咽喉，留下一股熱辣辣的餘味，使他舒暢寬慰，使他感到飄飄然。他簡直有點象一個脫離了軀體的靈魂，回頭觀看著這個瘦骨鱗峋、戴著眼鏡的他自己，直挺挺地躺在扶手椅和墊腳凳上，也很為這個聰明傢伙感到惋惜，他也許會為了該死的猶太人犧牲掉他的前程。他又有什麼辦法呢？他是人類的一員，而且神志清醒。如果一個神志清醒的人知道了這麼一件傷天害理的事情而不與之鬥爭，人類的前途還有多少希望呢，是不是？誰又能說得出有什麼事情是一個人所辦不到的呢，只要他找到了適當的言語去向全世界訴說，去向全世界宣告，去向全世界呼籲？卡爾。馬克思是怎樣做的？耶穌基督是怎樣做的？

斯魯特知道，獨自借酒澆愁到了想到馬克思和基督的地步，就該適可而止了。也是該上床安歇的時候了。他也就上床了。

第二天早上他正捲起襯衫袖子在打字機上打一封信給拜倫。亨利，把打聽得來的關於娜塔麗的訊息告訴他。他的秘書進來，她名叫海迪，是個肉感風騷的碧眼金髮姑娘。海迪一見斯魯特便要賣弄風情，不過在他看來，她也就好象一塊裹在裙子裡邊的奶油蛋糕。“日內瓦領事館的韋恩。　比爾先生說你約好等他來的。”

“哦，是的。請他進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