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總統先生：函內附件的作者曾作為我方人員出席百慕大會議，後來憤而辭去他在外交部的職務，以示抗議。他曾經享受羅茲獎學金留學英國，並在伯爾尼和我一起工作過。我認為他是個有傑出才智的人，一貫極端可靠。

我不想加重您的沉重擔子，但出於兩個方面的考慮，我不得不這樣做：第一是對歐洲猶太人面臨的厄運；第二是對您本人在歷史上的地位。這份報告可能有助於為您提供一份補充材料，它反映了官方報告沒有反映的在百慕大會議期間發生的真實情況。恐怕我是傾向於相信萊斯里。斯魯特的。

順致最崇高的敬意！

你的忠誠的，比爾一九四三年八月五日機密備忘錄百慕大會議：美國和英國合謀參與滅絕歐洲猶太人一歷史背景自一九四一年初以來，德國政府一直在從事一項殺害歐洲猶太人的全面行動。赤裸裸的事實遠遠超出人類以往所有的經驗以致沒有現存的社會機構對付得了當前的情況。

因為戰爭的關係，德國成為國際上的亡命之徒，而只有德國人民可以過問它的作為。由於實施了警察國家的恐怖政策，納粹政權已經迫使它的人民馴良地屈從於它的野蠻行徑。然而，可悲的事實是，自從希特勒執政以後，群眾對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政策的反抗一直停留在最低限度上。

大屠殺的根源在於德國人那種廣泛而深遠的文化傾向，一種鋌而走險的浪漫的民族主義，是對西方人道自由主義的極端反動。這個思想體系美化尚武的德國“文化”那種野蠻的自我吹噓，即使在沒有公然宣揚惡毒的反猶主義的時候，它也已經包含了這種思想。這是一個複雜而難以捉摸的問題。哲學家克羅齊認為，這種野蠻的傾向可以上溯到羅馬時代的一件往事，即阿米紐斯在託伊託堡森林中取得的勝利。這次勝利使德國人的各個部落不再能受到羅馬法律與生活方式的有益影響。不管根源是什麼，阿道夫。希特勒的興起和得到擁戴錶明這種傾向的持續不衰。

二盟國的困境百慕大會議之所以要舉行，是因為大屠殺的秘密已經外洩。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聯合國各會員國政府公開地聯合提出警告說，罪人將受到懲罰。這種官方的揭發在美國和英國引起公眾要求採取行動的強烈願望。

不幸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在他對待猶太人的策略上擊中西方自由主義的唯一致命弱點。

除了猶太人以外，採取行動的呼聲來自新聞界、教會、進步的政治家、知識分子等等。但所有其他的勢力全都是冷若冰河的沉默和無動於衷，它們阻撓了一切行動。

猶太人希望於英國的是開放巴勒斯坦，讓他們得以不受限制地移民，這是旨在減輕納粹壓力的一個顯而易見的步驟。但英國外交部認為，在戰爭的目前階段，它不能冒阿拉伯人反對這個步驟的風險。對美國來說，一個同樣是顯而易見的行動是透過緊急法案，接納受到希特勒威脅的受害者。但我們的極端的限制性法律乃是國會的意志，而國會是反對改變我國的“種族結構”的。

如果盟國的自由主義是政府奉行的政策，而不是介乎理想與神話之間的某種東西，這種步驟是可以採取的。但事實是，阿道夫。希特勒已使盟國處於困境。

因此便召開了百慕大會議。開幕時大吹大擂，被說成是盟國針對納粹暴行所作的反應。會議產生了一種採取行動的姿態，以安撫要求採取行動的人。而事實是無所作為，以符合現行政策。這是嘲弄。那些從事外交活動的奴僕心懷鬼胎，故作姿態，他們的大言不慚、吹牛撒謊、腐敗透頂都是與此互為表裡的。

在這一切裡，最大的罪行莫過於在歷史上最駭人聽聞的罪行面前可悲地無所作為。

那就是問題的核心。在大多數人心目中，納粹屠殺猶太人還不過是報章上牽強附會的報道，重大的戰事新聞使這些報道不為人知。德國人這種行動是如此野蠻，如此難以理解，又如此遠遠不同於人們到處都已習以為常的有點厭惡猶太人的感情，以致公眾輿論乾脆不予理睬。在戰爭的烽火中，這是輕而易舉的。

三會議這次會議商定的宗旨是“解決政治難民問題”。在議程專案中極力避免使用“猶太人”這個字眼。而且，唯一可以討論的“政治難民”是那些已在中立國的難民。就是說，那些生命已有保障的人！這些議事規則是保密的。還沒有片言隻語洩漏到報刊上去。

有朝一日，會議記錄終將暴露在世人面前。這些記錄終將表明，一切都是枯燥無味、弄虛作假的東西，是外交上虛與委蛇、裝模作樣、不知所云的使人反感的行徑。每一次擴大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