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上保障共和國的利益最理想的方法，仍然是透過扶持親華政權來控制印度，而不是肢解印度。

第二個辦法看似理想，實施操作起來卻有很多問題。別的不說，扶持新政權，必須為新政權提供地點，而最理想，也最有說服力的地點肯定是新德里。雖然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成立新政權，但是從外交上看，要想讓印度新政權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就得佔領新德里，把新德里設為新政權的首都。這樣做，至少在形式上使新政權獲得正統地位，逃到南面去的老政權則變成了流亡政府。

佔領新德里，談何容易？

按照裴承毅的計劃，打不打新德里都是個問題。

當然，王元慶非常清楚裴承毅的政治頭腦，雖然在第一天晚上沒有明白過來，但是以裴承毅的目光，在制訂作戰計劃的時候，肯定會把攻打新德里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甚至有可能先打新德里，再轉向南下。

即便如此，問題仍然比較棘手。

按照王元慶的估計，就算在10月之前佔領新德里，然後讓新政權上臺，同時著手組建與培訓“印度新軍”，到2036年春節，最多武裝一支人數不超過10萬的軍隊，而且很有可能是一支沒有多少戰鬥力的準軍事部隊。靠這樣的部隊，肯定無法控制整個印度。要想穩住印度的國內局勢，至少需要50萬“新軍”。毫無疑問，培訓肯定會持續到2036年底。新軍擔不起重任，共和國的作戰部隊還得留在前線。果真如此的話，在2036年初結束戰爭又有什麼意義呢？

作為政治家，王元慶不會像軍人那樣思考問題。

實際上，以軍人的手段，也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辦法也不難，只是得更加深入的權衡利弊。

以王元慶的戰略眼光，他不可能不知道如何解決。說到底，解決辦法很簡單，那就是在戰爭結束後，以最快的速度建立民主政權，把印度的還給印度，共和國儘量不要干預印度內政，由印度人決定印度的未來。

雖然這也是必須走的一步，但是早走與晚走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按照王元慶最初的想法，戰爭結束後的一段時期內，肯定要以人道主義援助、戰後重建等等名義在印度推行軍管政策，等到印度社會秩序穩定下來，物資供應能夠滿足絕大部分民眾的需求，再考慮解除軍管政策，透過大選組建正式政權，由此確定印度的政治體制與國家基本結構。

可以說，這麼做最穩妥，也最能實現共和國的利益。

提前在印度推行民主制度的問題非常多，比如戰爭對印度人造成的影響，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會對民主選舉造成巨大影響，而民主與極端民族主義結合，將使印度再次對共和國構成嚴重威脅。無論如何，王元慶不希望數十年後再打一場印度戰爭。

要想達到最初的目的，也不是沒有辦法，只是會帶來更多的問題。

按照王元慶的設想，必須首先在佔領區的管理問題上做出讓步、將部分權力交給印度人，而不是由佔領軍掌握當地民眾的生殺大權，由此產生的問題足以讓王元慶頭痛，比如其他盟國會不會同意這麼做；然後還得加大對印援助，儘快在佔領區恢復正常秩序，使佔領區的民眾過上比戰前還要好的生活，由此產生的巨大投入也能讓王元慶頭痛，比如維持幾億甚至十幾億人的生活，就得用光共和國戰略糧倉裡的糧食，給戰爭受害者的補償，也足以讓共和國的戰爭預算增加好幾成；最後還得在佔領區內扶持一批開明政客，讓他們在印度的民主制度建設中發揮關鍵作用，由此帶來的問題同樣能讓王元慶頭大，比如如何確定哪些人是開明政治家，就是一個有待商椎的問題。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雖然王元慶知道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但是需要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到此，王元慶就不得不考慮一個只有政治家才會考慮的問題，那就是提前結束戰爭所獲得的好處，能不能抵償為此付出的代價？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提前結束戰爭就沒有任何吸引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王元慶就會全力支援裴承毅。

毫無疑問，這個問題無法用投入來衡量。

想到這，連王元莊都不得不承認，裴承毅不但是一個非常有政治頭腦的軍人，還是一個能夠用政治家的思維方式考慮問題的軍人。

會議上，裴承毅就明確提到，不能用金錢衡量的好處才是最大的好處。

原話是不是這麼說的，王元慶已經記不清了，反正就是這個意思。

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