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發現他心中有一條警戒線，那就是黃河。他最害怕黃河以北的動盪，那將危及京城。至於黃河以南的造反，他又根據地理遠近分別處理：捻軍就在黃河邊上，雖組織鬆散，形不成多大氣候，他仍先後命將調兵予以壓制；東南沿海的天地會，亦嚴旨各督撫全力平之；至於雲貴川地區，本來就“天高皇帝遠”，咸豐帝無心顧之，除在諭旨中說一些嚴厲的話外，並無實際的對策。

儘管上面提到的“造反”，每一股在平常的朝代都已是大患，朝廷都應作出極大的反應，就在咸豐朝初期的李沅發起義，規模小許多，咸豐帝也沒有放過手。但到了此時，他已經管不了那麼多，也不想管下去。只要不打到黃河以北，他似乎已經不太在乎了。此時咸豐帝的心中，似乎已求偏安。咸豐帝一放手，責任便落在各省地方官身上。兵要自己調，勇要自己募，餉要自己籌，朝廷是一點兒也靠不著。權利和義務從來就是對等的。既然皇帝不盡其義務，權利也同樣受到侵蝕。皇上諭旨經常被地方官擱置一旁，或虛假地應付一下。

歷來在九重之上的至聖至睿，讓臣子們仰慕不止，此時也露出了真相，原來皇帝也是如此無能無力。他們在奏章上依舊歌頌“英明”，但在心底裡對這種“英明”開始懷疑。他們只是從儒家的教義出發，忠君盡力，已體會不到咸豐帝本人那種領袖的人格感召力了。天子本應是神，而他們心中的神壇開始塌陷。一些聰明的官吏，見此情勢，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