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對那些不喜別人到處隨便花錢的人很反感，哈佛大學的國際貿易教授傑弗裡·薩克斯，他也是波蘭、俄羅斯、愛沙尼亞等一些國家的經濟顧問，他曾說：“人們從各種不同的多稜鏡來觀察，喬治·索羅斯在政府領導人當中，人們對他的反應是積極的，比那些反猶大團體、極端民族主義者和其他排外團體積極得多，對後者則是持否定態度。”

實際上，索羅斯在這些東歐國家建立起灘頭陣地是相當不易的，羅馬尼亞人厭惡他，是因為他是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厭惡他，因為他是猶太人；在斯洛伐克，因他既是匈牙利人，又是猶大人，所以他簡直被雙重否定。

在西方，索羅斯也不是沒有給自己樹敵，他被人指責是“現代羅賓漢”，從富裕的西方抽取財富給貧窮的東方。1992年9月，人們憤怒地發現，把索羅斯的全部對東方的支援算起來，等於從每個英國公民身上平均“竊取”了12。5英磅來支援東方。對這一攻擊，索羅斯極為幽默他說：“我想西方非常應該為東方做些事，所以我很高興我能夠代表西方人來做。

當然，並非每個不列顛公民都為索羅斯的慷慨行為所叨擾。當內爾，麥克金嫩被問及，他對索羅斯被指控從每個不列顛公民身上搜颳了12。5英鎊並把它們送給東歐的事有何想法時，這位倫敦西提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答道：“為了自由，這實屬廉價。”

索羅斯投身於慈善事業，實始於1979年，那時他在南非。他認定開普敦大學似是風氣開明之地，於是向黑人學生提供獎學金。然而事與願違：索羅斯發現他的錢多半被用於已註冊的學生，僅少許撥給小部分新生。他撤回了對學校的資助。“南非是淚水的淵源，”他後來解釋說，“倘若不用與那種體制相容的法子，辦什麼事都是舉步維艱。‘當然，在東歐，他感到自己擁有對抗該體制的籌碼：”這是激動人心的英雄事業，回報豐厚，極有趣味。我們在做一樁損毀該體制的事業。我們願意資助任何事。我們資助眾多的專案，但都只提供小額資金，因為任何自治行為都將損害極權主義的教條。

索羅斯一旦專注於東歐，他就感到需要一個樣板。他選中了家鄉匈牙利。恰巧倒黴的賈諾斯·卡達政府中的一些改革派分子也注意到了索羅斯。他們亟需為窘迫的政府籌集外國資金。

弗倫奇。巴沙，當時是政府經濟聯絡的負責人之一。巴沙和索羅斯於1984年會見之時，索羅斯解釋說，他對建立一個慈善機構感興趣。談判開始了。代表政府督導他們的是喬治·阿克澤，匈牙利政治局委員中唯一的猶太人，他也是匈牙利非官方的“文化沙皇”，首相卡達的摯友。

索羅斯選了一個令人生畏的匈牙利持不同政見者密科羅斯·瓦薩赫尼依作他的私人代表。1983年瓦薩赫尼伊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變遷研究所工作時，與索羅斯首次見面，在1956年事變時，瓦薩赫列伊是匈牙利首相伊戳·納吉的發言人，亦是圈內成員。蘇聯人鎮壓了反抗，納吉被絞死，瓦薩赫尼依被開除出共產黨並判人獄五年。

瓦薩赫尼依猜想，建立這樣一個機構的機會不會超過一半。對索羅斯有利的一面是，匈牙利政府想改變自己在國外的形像，以獲得西方貸款和硬通貨。不利的一面卻在於，索羅斯面對的是一個共產黨國家，這個國家沒有以回外人管理慈善基金會的經驗，沒有放任回外人努力鼓勵一個“開放社會”的經驗。

即使匈牙利政府同意索羅斯建立一個基金會的計劃，它也不打算給予他自由行事的權利。從他那方面出發，索羅斯堅持獨立行事。“我將來到匈牙利，把錢交給我認為值得信任的人。”他不服他說。政府官員們口應道：“索羅斯先生，把你的錢拿到這裡來，我們會為你分配它。

談判拖了一年之久。索羅斯只肯捐資二三百萬美元，但這個數字對政治家們來說實在大小了。政府願意援助科學研究，索羅斯卻寧願拔給基金會負責人中那些想要旅行、寫作或是從事藝術的個人。政府想讓基金會資助機器裝置，索羅斯卻想資助人民。

最後，索羅斯和巴沙似乎克服了分歧。匈牙利人簽署了相關檔案。其中一人說道：“太好了！你們的秘書處可告訴我們的對外文化部門，它需要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換句話說，匈牙利政府至此仍堅持新的索羅斯基金會要受到文化部的控制。使匈方談判者震驚的是，索羅斯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走向房門。他不願簽署這些檔案。

“很遺憾，浪費了這麼多時間和精力卻一事元成，”他說。他是個老練的談判者，說完這句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