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會大會上的發言《我們為什麼寫作？》。寫完發言稿不久我便離開醫院。這次回家不是病已完全治好，只是出去作參加東京大會的準備。醫生同意我出國，這說明我的病已經給藥物控制住，健康逐漸在恢復，只要按時服藥，不讓自己疲勞，我看短短兩個星期的出國訪問是可以應付過去的。我的確很樂觀。

朋友中多數不贊成我出國開會，他們害怕我的身體吃不消。我病了兩年多，兩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時間，接觸新鮮空氣的機會很少，自我感覺就是一個病人。探望的親友們一來，問的、談的也總是關於病的事，談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這種精神狀態，又瞭解我的一些病情，親友們當然會為我的健康擔心。其實連我自己也有過動堯灰心的時候。跟疾病作鬥爭，的確需要很大的勇氣，但也少不了醫生的支援。醫生的同意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此外，還有一種精神力量在支援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醫院探病，邀請我參加東京的大會。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訪問，水上先生“非常憂慮”我的“健康”，但他們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會。我的答覆始終是這樣一句：“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