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哭著。一個安靜的夜晚給破壞了。今天回想當時的情景，她那張滿是淚痕的臉還歷歷在我的眼前。我當時多麼願意讓她的淚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臉上重現，即使減少我幾年的生命來換取我們家庭生活中一個寧靜的夜晚，我也心甘情願。然而在“四害”橫行的時候這是辦不到的。

二

我聽周信芳同志的媳婦說，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經常被打手們拉出去當作皮球推來推去，打得遍體鱗傷。有人勸她躲開，她說：“我躲開，他們就要這樣對付周先生了。”蕭珊並未受到這種新式體罰。可是她在精神上給別人當皮球打來打去。她也有這樣的想法：她多受一點精神折磨，可以減輕對我的壓力。其實這是她一片痴心，結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見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見她的生命之火逐漸熄滅，我多麼痛心。我勸她，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一點也沒有用。

她常常問我：“你的問題什麼時候才解決呢？”我苦笑地說：“總有一天會解決的。”她嘆口氣說：“我恐怕等不到那個時候了。”後來她病倒了，有人勸她打電話找我回家，她不知從哪裡得來的訊息，她說：“他在寫檢查，不要打岔他。他的問題大概可以解決了。”等到我從五·七幹校回家休假，她已經不能起床。她還問我檢查寫得怎樣，問題是否可以解決。

這時離她逝世不過兩個多月，癌細胞已經擴散，可是我們不知道，想找醫生給她認真檢查一次也無辦法。平日去醫院掛號看門診，等了許久才見到醫生或者實習醫生，隨便給開個藥方就算解決問題。只有在發燒到攝氏三十九度才有資格掛急診號，或者還可以在病人擁擠的觀察室裡待上一天半天。當時去醫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難，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腳踏車來，讓她坐在車上，他慢慢地推著往前走。有一次她僱到小三輪卡去看病，看好門診回家僱不到車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去，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請求行人到我們家通知，她一個表侄正好來探病，就由他去把她揹回家來。她希望拍一張X光片子查一查腸子有什麼病，但是辦不到。後來靠了她一位親戚幫忙開後門兩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腸癌。以後又靠朋友設法開後門住進了醫院。她自己還很高興，以為得救了。只有她一個人不知真實的病情，她在醫院裡只活了三個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滿了，我又請過兩次假，留在家裡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個月。我看見她病情日趨嚴重，實在不願意把她丟開不管，我要求延長假期的時候，我們那個單位的一個“工宣隊”頭頭逼著我第二天就回幹校去。我回到家裡，她問起來，我無法隱瞞。她嘆了一口氣，說：“你放心去吧。”她把臉掉過去，不讓我看她。我女兒、女婿看到這種情景，自告奮勇跑到鉅鹿路向那位“工宣隊”頭頭解釋，希望同意我在市區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個頭頭“執法如山”，還說：他不是醫生，留在家裡，有什麼用。“留在家裡對他改造不利。”他們氣憤地回到家中，只說機關不同意，後來才對我傳達了這句“名言”。我還能講什麼呢？明天回幹校去。

整個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個插隊落戶的兒子在我們房間裡出現了，他是昨天半夜裡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請假回家看母親，卻沒有想到母親病成這樣。我見了他一面，把他母親交給他就回幹校去了。

在車上我的情緒很不好。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在幹校待了五天，無法同家裡通訊息。我已經猜到她的病不輕了。可是人們不讓我過問她的事情。這五天是多麼難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幹校的頭頭通知我們全體第二天一早回市區開會。這樣我才又回到了家，見到我的愛人。靠了朋友幫忙，她可以住進中山醫院肝癌病房，一切都準備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麼希望住院前見我一面，我終於回來了。連我也沒有想到她的病情發展得這麼快。我們見了面，我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她說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說：“你安心治療吧。”她父親也來看她，老人家雙目失明，去醫院探病有困難，可能是來同他的女兒告別了。我還得安慰他。

我吃過中飯，就去參加給別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會，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個，其中有一個我的熟人王若望，過去也是作家，不過比我年輕。我們一起在“牛棚”裡關過一個時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聽話，他貼出大字報，宣告“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給捉去關了一個時期不算，還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在會場裡我一直像在做怪夢。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