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在寶光裡。整幢房子裡只有我一個人，我便搬到樓上，把樓下當作飯廳。原來那個給我們燒飯洗衣的中年孃姨住在樓下，給我作飯、看家。她會裁剪縫補，經常在樓下替別人做衣服。

在這幾個月裡面我寫完了《家》，翻譯了巴基的中篇小說《秋天裡的春天》。在這幾個月裡面，我到浙江長興煤礦去住了一個星期。有一個姓李的朋友到上海出差，在馬路上遇到我。他在長興煤礦局作科長，他講了些那邊的情況，約我到他那裡作客。他和我相當熟，我聽說可以下煤坑看看，就一口答應，第二天我同他搭火車去杭州轉湖州再轉長興去。當時我完全沒有想到寫小說，否則我就會在那裡多住幾個星期，記錄下一些見聞。我記得有一本左拉的傳記講左拉為了寫《萌芽》在礦山調查了六個月。一九三三年我答應在一份刊物上發表連載小說，我也寫了《萌芽》，可是我就只有儲存在腦子裡的那麼一點點材料。到了沒有辦法時，迴避不行我只好動手編造了。

在長興沒有多住，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在上海還有一個沒有人照管的“家”。那個孃姨只知道替別人做衣服掙錢，附帶給我看看門，別的事她就辦不了。她不會把我的東西搬光，這個我可以相信，而且我除了書，就只有一些簡單的傢俱，一部分還是索非的。但是離開“家”久了，可能會耽誤事情，我總有一點不放心。

去長興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去南京，時間晚一點，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二十四五日。這一次是友人陳範予寫信約我去的。陳範予就是我在《關於〈春天裡的秋天〉》裡提到的朋友陳，我後來還寫過《憶範兄》紀念他。那個時候他到南京工作不久，他告訴我，我們共同的朋友吳克剛（他在河南百泉教書），最近來了南京，我還有一個好朋友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就是在巴黎同我住了幾個月的衛惠林。我也想去看看他。我得到陳的信，立刻決定到南京去玩幾天。當時我的表弟高惠生在浦東中學唸書，寒假期間住在我這裡，我走了，有他替我照管房子。我上了去南京的三等車廂，除了臉帕、牙刷以外，隨身帶了一小疊稿紙，是開明書店印的四百字一頁的稿紙，上面寫了不到三頁的字，第一頁第一行寫著一個題目：《海底夢》。第二行就是這樣的一句：“我又在甲板上遇見她了，立在船邊，身子靠著鐵欄杆，望著那海。”

這是一篇小說的開頭。是我去南京的前兩天寫的。但是我當時並沒有考慮過什麼題材，寫怎樣的故事。我應該怎樣往下寫，我也沒有想過。我只有一個想法：寫海，也寫一個女人。就只有這麼一點點。我後來在《序》上說我“開始寫了這個中篇小說的第一節”，這是籠統的說法，其實那時我並未想到把它寫成中篇，而且也不曾想過要寫一篇抗日的小說，我去南京的時候不可能寫完第一節，因為第一節的後半已經講到楊的故事了，楊就是小說裡那個在抗日鬥爭中犧牲的“英雄”。

我把這一小疊稿紙塞在衣服口袋裡帶到南京，本來有爭取時間寫下去的打算。可是我在南京旅館裡住了幾天，一個字也沒有寫，我哪裡有拿筆的時間。一月二十八日的夜晚我按照預定的計劃坐火車回上海。火車開到丹陽，停下來，然後開回南京。上海的炮聲響了。日本軍隊侵入閘北，遭到我國十九路軍的抵抗。不宣而戰的戰爭開始了。

這樣我被迫重到南京，在旅館裡住下來，然後想盡方法搭上長江輪船回到上海。這一段時期的生活情況，我都寫在《從南京回上海》這篇文章裡面，而且很詳細。

我到了上海，回不了我的“家”。寶山路成了一片火海，戰爭還在進行。我向北望，只見大片的濃煙。我到哪裡去呢？

我首先到當時的法租界嵩山路一個朋友開設的私人醫院。意外地在那裡看到了索非夫婦和他們的兩個孩子（裡面有一個是新生的嬰兒），他們也“逃難”到這裡來了。從索非的口裡我知道了一些情況。他們的住處並未毀，只是暫時不便出入。他們住在醫院的三樓，我就在這裡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出去找朋友。兩個從日本回來的朋友住在步高裡，他們臨時從閘北搬出來，在這個弄堂裡租了一間“客堂間”，他們邀我和他們同住，我當然答應。我每天晚上到步高裡，每天早晨出去找朋友打聽訊息。所以一九三二年六月寫的《序》裡有這樣一句話：“一個人走在冷清清的馬路上到朋友家裡去睡覺。”我也找到了表弟，同他一起去看過我舅父一家，他們本來住在北四川路底，這次“逃難”出來，在一家白俄開設的公寓裡租了一個大房間。

記得那個時候上海文化界出了一份短期的抗日報紙，索非在編副刊，他向我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