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第四病室》

今天下午去醫院看病，回來我忽然想起我的小說《第四病室》，就找出來翻了一下，我又回到抗日戰爭的日子裡去了。

小說是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重慶沙坪壩寫成的，寫的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貴陽發生的事情。那一段時期中我在貴陽中央醫院一個三等病房的“第三病室”裡住了十幾天，第二年我就根據自己的見聞寫了這部小說。

我還記得一九四四年五六月我在貴陽的生活情況。我和蕭珊五月上旬從桂林出發，五月八日在貴陽郊外的“花溪小憩”結婚。我們沒有舉行任何儀式，也不曾辦過一桌酒席，只是在離開桂林前委託我的兄弟印發一份“旅行結婚”的通知，在貴陽我們寂寞，但很安靜，沒有人來打擾我們。“小憩”是對外營業的賓館，是修建在一個大公園裡面的一座花園洋房，沒有樓，房間也不多，那幾天看不見什麼客人。這裡沒有食堂，連吃早點也得走半個小時到鎮上的飯館裡去。

我們結婚那天的晚上，在鎮上小飯館裡要了一份清燉雞和兩樣小菜，我們兩個在暗淡的燈光下從容地吃完晚飯，散著步回到賓館。賓館裡，我們在一盞清油燈的微光下談著過去的事情和未來的日子。我們當時的打算是蕭珊去四川旅行，我回桂林繼續寫作，並安排我們婚後的生活。我們談著，談著，感到寧靜的幸福。四周沒有一聲人語，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聲，聲音大而且單調。那個時候我對生活並沒有什麼要求。我只是感覺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們消耗。我準備寫幾部長篇或中篇小說。

我們在花溪住了兩三天，又在貴陽住了兩三天。然後我拿著親戚的介紹信買到郵車的票子。我送蕭珊上了郵車，看著車子開出車場，上了公路，一個人慢慢走回旅館。

我對蕭珊講過，我回桂林之前要到中央醫院去治鼻子，可能需要進行一次手術。我當天下午就到醫院去看門診，醫生同意動手術“矯正鼻中隔”，但要我過一天去登記，因為當時沒有床位。我等了兩天。我換了一家小旅館的小房間，沒有窗戶，白天也要開燈。這對我毫無不便，我只有晚上回旅館睡覺。白天我到大街上散步，更多的時間裡去小旅館附近一家茶館，泡一碗茶在躺椅上躺一兩小時，因為我也有坐茶館的習慣。

就在這兩天中我開始寫《憩園》，只是開了一個頭。

兩天以後我住進了醫院，給安排在第三病室，也就是外科病室。我退了旅館的小房間，帶著隨身帶的一個小箱子坐人力車到了醫院，付了規定預付的住院費，這樣就解決了全部問題。我在醫院裡住了十幾天，給我動了兩次手術，第一次治鼻子，然後又轉到外科開小腸氣。誰也不知道我睡在醫院裡，我用的還是“黎德瑞”這個假名。沒有朋友來探過病，也沒有親人來照料我，動過手術後的當天，區域性麻醉藥的藥性尚未解除，心裡十分難過。但是我在這間有二十幾張床位的三等大病房裡，並沒有感到什麼不便，出院的時候，對病房裡的醫生、護士和病友，倒有一種惜別之情。

出院後我先在中國旅行社招待所裡住了十多天，繼續寫《憩園》，從早寫到晚，只有在三頓飯前後放下筆，到大街散步休息。三頓飯我都在冠生園解決，早晨喝碗豬肝粥，其餘的時間裡吃湯麵。我不再坐茶館消磨時間了，我恨不得一口氣把小說寫完。晚上電燈明亮，我寫到夜深也沒有人打擾。

《憩園》裡的人物和故事噴泉似地要從我的筆端噴出來。我只是寫著，寫著，越寫越感覺痛快，彷彿在搬走壓在心上的石塊。在大街上散步的時候，我就丟開了憩園的新舊主人和那兩個家庭，我的腦子裡常常出現中央醫院第三病室的情景，那些笑臉，那些痛苦的面顏，那些善良的心……。我忘不了那一切。我對自己說：“下一本小說就應該是《第三病室》。對，用不著加工，就照真實寫吧。”人物有的是，故事也有。這樣一間有二十幾張病床的外科病房不就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縮影嗎？在病室裡人們怎樣受苦，人們怎樣死亡，在當時的社會里人們也同樣地受苦，同樣地死亡。

但是我在貴陽寫的仍然是《憩園》，而且沒有等到完稿，我就帶著原稿走了，這次我不是回桂林，我搭上了去重慶海棠溪的郵車。蕭珊在重慶兩次寫信來要我到那裡去，我終於改變了主意，匆匆地到了四川。萬想不到以後我就沒有機會再踏上桂林的土地，因為不久就發生了“湘桂大撤退”的事情。動身前我還再去花溪在“小憩”住了兩天。我在寂寞的公園裡找尋我和蕭珊的足跡，站在溪畔欄杆前望著急急流去的水。我想得多，我也寫得不少。我隨身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