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個性，這種個性又隨時地變遷而生長髮展。每人在某一時會所見到的景物，和每種景物在某一時會所引起的情趣，都有它的特殊性，斷不容與另一人在另一時會所見到的景物，和另一景物在另一時會所引起的情趣完全相同。毫釐之差，微妙所在。在這種生生不息的情趣中我們可以見出生命的造化。把這種生命流露於語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露於言行風采，就是美滿的生命史。

文章忌俗濫，生活也忌俗濫。俗濫就是自己沒有本色而蹈襲別人的成規舊矩。西施患心病，常捧心肇眉，這是自然的流露，所以愈增其美。東施沒有心病，強學捧心肇眉的姿態，只能引人嫌惡。在西施是創作，在東施便是濫調。濫調起於生命的乾枯，也就是虛偽的表現。“虛偽的表現”就是“醜”，克羅齊已經說過。“風行水上，自然成紋”，文章的妙處如此，生活的妙處也是如此。在什麼地位，是怎樣的人，感到怎樣情趣，便現出怎樣言行風采，叫人一見就覺其諧和完整，這才是藝術的生活。

俗語說得好：“惟大英雄能本色”，所謂藝術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間有兩種人的生活最不藝術，一種是俗人，一種是偽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偽君子”則竭力遮蓋本色。朱晦庵有一首詩說：“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了為有源頭活水來。”藝術的生活就是有“源頭活水”的生活。俗人迷於名利，與世浮沉，心裡沒有“天光雲影”，就因為沒有源頭活水。他們的大病是生命的乾枯。“偽君子”則於這種“俗人”的資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倆。他們的特點不僅見於道德上的虛偽，一言一笑、一舉一動，都叫人起不美之感。誰知道風流名士的架子之中掩藏了幾多行屍走肉了無論是“俗人”或是“偽君子”，他們都是生活中的“苟且者”，都缺乏藝術家在創造時所應有的良心。像柏格森所說的，他們都是“生命的機械化”，只能作喜劇中的角色。生活落到喜劇裡去的人大半都是不藝術的。

藝術的創造之中都必寓有欣賞，生活也是如此。一般人對於一種言行常歡喜說它“好看”、“不好看”，這已有幾分是拿藝術欣賞的標準去估量它。但是一般人大半不能徹底，不能拿一言一笑、一舉一動納在全部生命史裡去看，他們的“人格”觀念太淡薄，所謂“好看”、“不好看”往往只是“敷衍面子”。善於生活者則徹底認真，不讓一塵一芥妨礙整個生命的和諧。一般人常以為藝術家是一班最隨便的人，其實在藝術範圍之內，藝術家是最嚴肅不過的。在鍛鍊作品時常嘔心嘔肝，一筆一劃也不肯苟且。王荊公作“春風又綠江南岸”一句詩時，原來“綠”字是“到”字，後來由“到”字改為“過”字，由“過”字改為“人”字，由“人”字改為“滿”字，改了十幾次之後才定為“綠”字。即此一端可以想見藝術家的嚴肅了。善於生活者對於生活也是這樣認真。曾子臨死時記得床上的席子是季路的，一定叫門人把它換過才螟目。吳季札心裡已經暗許贈劍給徐君，沒有實行徐君就已死去，他很鄭重地把劍掛在徐君墓旁樹上，以見“中心契合死生不渝”的風誼。像這一類的言行看來雖似小節，而善於生活者卻不肯輕易放過，正猶如詩人不肯輕易放過一字一句一樣。小節如此，大節更不消說。董狐寧願斷頭不肯掩蓋史實，夷齊餓死不願降周，這種風度是道德的也是藝術的。我們主張人生的藝術化，就是主張對於人生的嚴肅主義。

藝術家估定事物的價值，全以它能否納人和諧的整體為標準，往往出於一般人意料之外。他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輕的，也能看輕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時，他知道執著；在看輕一件事物時，他也知道擺脫。藝術的能事不僅見於知所取，尤其見於知所舍。蘇東坡論文，謂如水行山谷中，行於其所不得不行，止於其所不得不止。這就是取捨恰到好處，藝術化的人生也是如此。善於生活者對於世間一切，也拿藝術的口胃去評判它，合於藝術口胃者毫毛可以變成泰山，不合於藝術口胃者泰山也可以變成毫毛。他不但能認真，而且能擺脫。在認真時見出他的嚴肅，在擺脫時見出他的豁達。孟敏墮顫，不顧而去，郭林宗見到以為奇怪。他說：“顫已碎，顧之何益了”哲學家斯賓諾莎寧願靠磨鏡過活，不願當大學教授，怕妨礙他的自由。王徽之居山陰，有一天夜雪初霧，月色清朗，忽然想起他的朋友戴透，便乘小舟到x｝！溪去訪他，剛到門口便把船劃回去。他說：“乘興而來，興盡而返。”這幾件事彼此相差很遠，卻都可以見出藝術家的豁達。偉大的人生和偉大的藝術都要同時並有嚴肅與豁達之勝。晉代清流大半隻知道豁達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