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妓女在臨走之前掙扎哀哭‘我不是女學生，我不上車’。不過，這兩處設定遠遠不夠扭轉整個情節的脈絡，當消失的妓女們在女學生的想象中重現光華，那哀悼仍在點出，她們是註定的被毀滅者和悲劇角色，因為，她們外向自在的性魅力就源於不貞——所謂‘奸近殺’，讓放蕩者在懺悔中死去而靈魂獲救是最老套的指令碼。而逃向南京城外的女學生和貝爾，心裡應該唱的是唐僧之歌：送死你去，黑鍋我來背。”

在日軍侵華的創傷記憶中，婦女被強Jian的慘烈總是被凸顯，她們受傷和死亡，而性的羞恥感卻由整個國族承擔——國家、民族、男人，沒有能夠保護屬於它和他們的女人，羞恥莫此為甚。這種無法修復的羞恥感，一直是民族自豪渴望重張時拋不下的包袱，雖然，羞恥也轉為不忘的仇恨，成了強化民族認同的養料之一。然而，控訴和敘述，都只終於日軍強Jian那一刻，此後，再不見強Jian倖存者的故事，彷彿，被強Jian就是她們的社會生命的終結。其實，這終結就是另一面令人憎惡的真相的開始，那就是，當年被日軍強Jian過的女人們，在被當做舉國控訴素材的同時，卻因“失貞”而從社群開始承受著國人自己的歧視，而這一面真相在過去多半個世紀中極少能被說出來，更遑論被整個國家承認和檢討。這種對倖存者之聲的極度壓迫，與對性暴行的極度羞恥，正是一體兩面。”

相比起稚嫩的趙秀婷，美婦市長夫人陳芳菲自然理解深刻，更有感觸，“在這種語境下看《金陵十三釵》可見它其實是又一次試圖從民族羞恥中自救的努力，透過以無盡悲憤的口吻將這種羞恥放大演繹作為洗禮，以及透過證明國家、民族和男人已經盡到了拯救“好女人”的責任；也是又一次壓迫——透過把受害者刻劃成一群“自願”的壞女人。總之，女人又象徵性地治療了一番無法癒合的民族自尊心，而且，透過通俗大片的操作，還提供了一次讓觀眾圍觀暴力、消費性受害者驚懼哀惋之美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