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院的課程已經需要花五年時間才能學完，畢業考試甚至要延續到第六年。每隔幾年就會有新的要求向學生提出。

要是達不到這些要求，學生將來的工作能力就會顯出不足。

進入醫學界的道路十分艱難，進入醫學界之後的工作既不令人滿意，也沒有多大報酬。

如果我們支援醫生也應熟悉疾病的精神方面這一無疑是完全正當的要求，如果我們出於這一目的而把醫學教育的範圍擴大到包含一定的精神分析訓練，這就意味著醫科課程需要進一步增加，學習期限也要相應延長。我不知道醫生是否會因為這一後果而感到高興。但是問題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當今這一特殊的時代，對於產生出醫生的這些階層來說，物質生存條件已糟得不堪忍受，年輕一代深知自己不得不盡早依靠自己謀生。

不過，你也許會選擇這樣一種態度，贊成不給在校醫科學生增加分析訓練的負擔，但主張將來的分析者應在結束醫科學習之後接受必要的訓練。

你可能會說，這裡所涉及的時間損失並沒有實際意義，因為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醫生畢竟是難以贏得患者信任的，而這種信任又是向患者提供精神援助的先決條件。

對此無疑可以這樣回答，一個專治生理疾病的初出茅廬的醫生也不能指望得到患者多大的尊敬，而一個年輕分析者大可不必浪費這段時間，倒不如直接到某個精神分析門診所，在經驗豐富的分析家指導下從事實際治療工作。

但是在我看來似乎更重要的是，你提出這個建議實際上是在支援一種浪費精力的做法，而在當今這艱難的時世，我實在無法從經濟上找到這樣做的正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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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精神分析訓練確實是橫貫醫學教育領域的，但是誰也不包含誰。

如果——這在今天聽來已有點荒唐——我們要建立一所精神分析學院，那麼在這所學院中就得教授許多也是由醫學師資教授的課程，例如，在教授深度心理學這門主要學科的同時，學生必須學習生物學的基礎知識，必須儘可能多地瞭解性生活科學，還必須熟悉精神病症狀學。

另一方面，分析教學包含著距離醫學相當遙遠的，醫生在實際治療工作中接觸不到的知識分支。

如文明史、神話學、宗教心理學，以及文學理論等。

要是分析者不熟悉這些課題，他就根本不能利用他的大量材料。

由此造成的損失是，他在醫學院所學到的大量知識對於他的分析目的毫無用處。關於跗骨解剖的知識，關於碳水化合構成的知識，關於頭部神經組織的知識，以及醫學所揭示的關於桿菌是疾病的促成因素、關於消滅這些病因的方法、關於血清反應、關於贅生物等的知識——所有這些知識本身無疑具有極大的價值，然而對分析者卻毫無意義，和他無關，既不直接幫助他理解和治癒神經症，又無助於提高他的職業最迫切需要的那些智慧。

我們不能不承認，如果一個醫生從事的是醫學的另一專門分支，情況與基本一致——譬如說他從事的是牙科學，同樣他也用不到某些他為了透過考試所必需的知識，他還必須額外學習很多東西，這些東西他在學校裡是根本接觸不到的。

但是這兩種情況是不能同等對待的。

在牙科學中，病理學的主要原理——如關於發炎、化膿、壞死、身體器官新陳代謝等的理論——仍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一個分析者的經驗卻在於另一個領域，所依據的是別的現象和別的法則。

不管哲學多麼忽視生理與心理之間的鴻溝，這條鴻溝在我們的直接經驗中還是存在，在我們的實際努力中則更是存在。

如果想強迫一個希望把別人從恐懼症或強迫症的折磨中解脫出來的人去走醫科課程這條迂迴的道路，是既不公正也不利的。

而且即使要這樣做也不會成功，除非最終導致完全扼殺分析治療。

我們不妨想象這樣一幅情景：有兩條路同時通到一個風景秀麗的山頂，一條又近又直，另一條又遠又曲折。你想要在這條近路上立一塊禁止通行的告示牌——也許是因為這條路要經過一些你想要保護的花圃。你要讓你的禁令生效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如果這條近路又陡又難走，而那條遠路卻十分平坦的話。

如果事實不是這樣，如果那條迂迴的路反而更難走，那麼你的禁令有多大價值，你的花圃命運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看你恐怕很難成功地逼迫一個外行去學習醫學，正如我也很難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