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我們家搬到了北京西郊，很快我就忘掉了奶奶和叔叔面臨的煩惱，新的環境充滿新鮮刺激，也帶來種種不慣。我們的新家在一個大院裡，這個大院不知比奶奶家的院子大多少倍。人們管這個地方叫機關。後來我才知道我們住的機關大院其實是某某部，類似美國中央情報局。

當然了，大院裡的一切都具有一種神秘感。記得有一次父親把我叫到他的房間，滿臉嚴肅地對我說不許跟任何外人提誰誰在這個大院工作，其它事更不能提，“這些都是國家機密”，父親的語氣完全不是在開玩笑。

這真令我興奮。我為父母驕傲不已。在我心目中，他們可以跟電影裡看到和故事中聽到的那些英勇機智的地下工作者媲美。他們知道很多重要機密，卻對敵人守口如瓶，哪怕嚴刑拷打，甚至面對死亡都不能使他們屈服。只有令人不齒的叛徒才會害怕，出賣同志。

但機關大院看上去可不像電影中那麼陰森恐怖，既沒有刑具，更看不到血跡斑斑。在我記憶中，大院是一方恰人的天地。我們剛搬進去時，院內還遺留著舊軍閥的兵營，它們成了此地滄海桑田的見證。古柳的垂枝梳理著陽光，粉紅的玫瑰盛開在低矮的柏樹叢中。米色的辦公樓很有俄羅斯風格，人們給它們起了別號，諸如飛機樓、馬蹄樓等等。這些樓的後面，西山像是夢幻世界中的佈景，藍殷殷的山巒倚著藍殷殷的天。

大院外，一方方稻田、荷因連成片。二姨告訴我：紅花蓮蓬白花藕。至於荷葉，二姨拿它代替鍋蓋熬粥，她熬的粥帶了青青的淺綠，清香撲鼻。

雖然大院中風光旖旎，但它畢竟不是世外桃源。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戰士一天24小時在此巡邏把守，凡進出大門的人都必須出示通行證，孩子也不例外。

而我們常常忘帶通行證。這時我們就混在人群中或繞到門衛的身後走，有時也能溜進去，一旦被抓住，衛兵就把我們領到崗亭後的傳達室，看傳達室的老人很和氣，他認識所有孩子的父母，我們被髮到那裡，他便問我們父母近來可好，然後按鈴，衛兵也只好讓我們進去。

那些年，我們這些孩子給衛兵制造了許多麻煩。如果哪兒的鐵絲網壞了個缺口，或牆頭哪個地方可以翻得過去，這類秘密總是不脛而走，大家肆無忌憚地抄起近路，一般都是去頤和園游泳滑冰。

1957年秋，我進了西苑小學讀書。這兒的大部分學生來自機關，其中不少高幹子弟，有些同學的父母在附近的中醫研究院工作，我的班上50個學生，工人家庭的孩子極少。

那時候大院裡的同學已經多多少少具有一種朦朧的優越感，但這種感覺遠不如後來的幹部子弟對自己父母地位的意識那麼強烈，也許這是因為50年代國人還相信毛澤東所說“我們的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記得一次班上一個女同學被人取笑，她的父親是位駐外大使。班上的男生們起鬨，追著這個可憐的小女孩叫：“喔喔，某某的爸爸是‘大屎’！”一直鬧到她大哭，拼命否認自己的爸爸是大屎。弄得老師不得不出面把幾個男生狠狠叱責了一通，著他們賠禮道歉。

這事只是無聊，另一個女孩遭嘲弄的事則更為令人不安。這個女孩出身工人家庭，父母收入低微，冬天家裡沒有足夠的錢買煤，她只能去學校附近的垃圾堆拾煤渣。拾煤渣的活兒很辛苦，冬天早上6點半戶外仍是一片漆黑，西北風颳在人臉上跟刀子似的。在垃圾堆裡，她得把別人家頭天用過的煤球一個個砸開，看看還有沒有能再燒的煤核。風不時把灰揚到她眼裡，她伸手去揉眼睛，臉上黑一道灰一道。她穿著破舊的衣服，為的是省下稍好一點的上學時再穿。撿到一家夠用的煤渣要花很多時間，她這麼在寒風中苦幹的時候，同學們都還在擁裝而眠，暖氣開得足足的。

偶爾有一天她拾煤渣被一個男生看見了，他忍不住四處張揚，很快全班都知道了這個“新聞”。男孩子齊齊喊：“灰姑娘！撿煤核！”這女孩臉漲得通紅，但她既沒哭，也不吱聲，坐在位子上嘴抿得緊緊的。從此她見班上誰都不搭理，下課轉身就回家。第二年，沒見她再來上學，不知是轉學還是輟學了。我想輟學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就近沒有其它學校。同學中沒人打聽她的下落，她跟班上誰都不是朋友。

這一小插曲不久就忘了，1958年大家的腦子裡盡是些宏偉的藍圖，諸如趕超英美、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之類。什麼是共產主義呢？按我父母的解釋，共產主義是人類的理想社會，每個人都大公無私，因此可以做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並且，按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