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地控制了軍政大權。

三　以臣制臣之術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天下以後，建立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在此後兩千多年中，它一直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制度。這一制度的具體內容就是皇帝制、三公九卿制和郡縣制。它最基本的特點，一是皇帝獨裁，二是以皇權為中心的封建官僚制度，百官的任免予奪大權完全操於皇帝手中。皇帝處在國家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擁有不可侵佔、不可分割的最高權力。皇帝之下，則由中央和地方兩級官吏組成，中央實行三公九卿制，地方實行郡縣制。在百官大臣中，丞相掌承天子，總領百官，處理國家政務，地位最高，所謂居一人之下，處萬人之上，為百官之首。在漢武帝以前，丞相一般由功臣、列侯擔任，權任重，禮遇隆，極受尊重。丞相晉見，皇帝要起身相迎；丞相有病，皇帝須親至問候；丞相去世，皇帝要親至丞相府弔唁，並賜予優厚的葬具，率百官會葬。由於丞相地位尊貴，所以在漢代曾有“將相不辱”、“將相不對理陳冤”的傳統。凡是皇帝下詔召丞相赴廷尉獄，丞相無論有罪無罪，都不出庭接受審訊，受詔後即須自裁。丞相地位既尊，權力又大，必然同皇權產生矛盾，發生衝突。兩千多年來中國封建制度的演變，最大的就是宰相制度的變化。而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就在於皇權和相權之間內在的深刻的矛盾。皇帝為了削奪相權，可以說是絞盡了腦汁，費盡了心思，使盡了各種權術。他們或是用親臣制疏臣，或是用內臣制外臣，或是用微臣制貴臣，這就導致了外戚政治、宦官專權、內臣政治的產生。這一過程不僅使宮廷鬥爭呈現出波譎雲詭的複雜局面，而且對政治制度的變化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秦漢到明清，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宰相制度的變化。

外戚政治是集權專制的產物，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結出的一個怪胎。特別是在唐朝以前，外戚在宮廷鬥爭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謂外戚政治，就是皇帝的母族或妻族利用掖廷之親，以皇后父親或舅父的名義，在朝廷總攬樞機之政，居兵戎之重，父兄親族並居顯要。其極端的形式便是所謂“外戚專權”。漢代是外戚政治極其突出的時期。早在西漢初年，就發生過呂氏外戚之亂。但真正從權術的角度，有意識地利用外戚作為維護皇權的工具，則是從漢武帝開始的。一方面，他培植外戚勢力以削奪、分割列侯和守舊大臣的軍政大權；竇太后像另一方面，當外戚勢力發展起來以後，他又施展陰謀，用親近外戚打擊疏遠外戚，用新外戚打擊舊外戚，在漢宮中製造了一幕幕駭人聽聞的陰謀與屠殺悲劇。而外戚勢力就在這一連串的陰謀與屠殺中急劇發展起來，成為統治階級中一個位尊權重的集團，在漢代的政治舞臺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發揮著重要作用。

外戚政治始於戰國後期，不過當時還是個別的、偶然的現象，直到西漢時期，最高統治者才有意識地利用外戚來加強皇權，控制百官。漢武帝即位後，改變西漢前期實行的“無為而治”的統治方針，加強中央集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打擊和限制諸侯王、強宗豪右功臣集團，尊崇主張大一統皇權政治的儒家思想，大力提拔儒家學者，實行“有為”政治。但在當時，朝政大權掌握在漢武帝祖母竇太后手中。竇太后尊崇黃老之學，成為朝中保守勢力的總頭目和總靠山。漢武帝為了把大權從竇太后手中奪過來，任用外戚竇嬰為丞相，田為太尉，掌握了朝中的軍政大權。

竇嬰、田剛一執政，就在漢武帝的領導之下，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中央集權。第一，他們推薦儒家學者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這樣，朝廷的軍政重要職務都由外戚和儒家學者控制，這就為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提供了組織和人事的保證。第二，大力提倡儒家思想，貶抑道家思想，並派使者把當時著名的經學大師申培公迎接到京師，商議改革大計。第三，命令列侯一律回到各自的封國，不得留居京師，干預朝政。第四，取消竇氏和宗室中品性漢武帝劉徹像惡劣的人進入宮廷的憑證。後來他們又建議漢武帝親政，取消竇太后臨朝稱制。竇太后得知訊息，勃然大怒，突然發動宮廷政變，罷免了竇嬰和田，逮捕了趙綰和王臧。竇太后這一次政變之所以得逞，主要是因漢武帝還年輕以及改革派的急躁和粗心大意。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竇太后死後，漢武帝又任命舅父田為丞相，開始進行全面的改革。其間外戚所起的作用是顯然的。

漢武帝依靠外戚來加強中央集權，與他平生經歷有關。漢武帝名徹，是漢景帝的庶子，在漢宮中的地位較低。但他的母親王夫人正受寵於景帝，又工於心計。她為了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巴結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