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拖著一隻笨重的假腿，雙手哆嗦著緊握繩索，一下一下吃力地向甲板上攀登，盟軍代表居高臨下地觀望著，沒有人伸出手去扶一下這位跛足老人。就像勝利者冷漠地聽著約德爾的那番話，未作任何評論一樣，歷史從來不憐憫弱老。

而今，當年曾計劃要被降為一個普通巴爾千國家的德國西部，牢固地佔據著歐洲頭號大國的地位，再次成為歐洲以至全世界的“機器車間”。雄心勃勃的日本，憑藉強大的經濟實力，在全世界安營紮寨。戰後成為日本人太上皇的山姆大叔驚叫：“日本人將買下美國！”⑾。

也是勝利者的我們呢？當年講的“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老大哥”呢？

坐在屋裡，我們儘可以天天憶苦思甜，年年講“形勢大好”；10年前，有幾多中國人做過彩電和冰箱夢呢？推開窗戶，我們卻只有望洋興嘆：在128個國家和地區中，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排左倒數20多位，只能與黑非洲的索馬利亞和坦尚尼亞平起平坐。

不知道蘇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多少，只知道今天它也在改革。

不知道共和國誕生時在人類大家庭中的座次，只知道這片黑土地雪白血紅後40年了，我們的社會主義還是“初級階段”。

1955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份額的4。7％，1980年下降到2。5％。1960年，中國生產總值與日本相當，到1980年只佔日本的四分一，1985年下降到五分一，1960年，美國生產總值超過中國4千6百億美元，1985年超出額達到3萬6千8百億美元。

20世紀初，國父孫中山曾悲憤地發問：創造了人類古老文明和燦爛文化的中華民族，在這個世界上為甚麼如此屈辱、貧困？

20世紀未，我們是否也可以提出同樣的問題？

槍炮聲向西向南捲去了，留下一片殘破的黑土地，雪白血紅。

當槍炮聲終於在對角線的另一端止息時，德國西部未響一槍，也未發出一聲納粹式的威脅，正悄悄地從失敗和破壞的深淵中爬出來。

穿和服的“阿信”，已經在東京開張了一家賣魚店，為一個家庭和一個民族的振興，邁開了艱難而又堅實的步履。

迫於無奈也好，出自深刻的反省而理智、冷靜了也好，淪為三等或四等公民的日本人、西德人和義大利人，在廢墟和瓦礫上創造了比勝者更富有、更強大的奇蹟。

而人類中有著共同歷史的最大的一群人，卻仍在東亞大陸上擁來擁去忙於廝殺打鬥。先是把本來就貧困落後，又在8年抗戰中打得破爛的國家，愈發打得破爛不堪。然後，又把“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⑿，直講到“父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夫妻之間，連十幾歲的娃娃和老大大，都參加了辯論”⒀。

3年內戰，窩裡鬥得紅天血地。

10年“文化大革命”，也不是打“鬼子”，也沒去月球上“文攻武衛”。

從出關到進關，共產黨人爭分奪秒，惜時如金，幾乎每個行動都搶到了對手前面。遼瀋戰役後，國民黨估計共產黨第二年春天才能進關，最快也得兩個月後。共產黨人20多天就闖進華北。沒有比共產黨人更懂得“時間就是軍隊”了。可同樣是恩格斯說的（而且是在同一句話中說的）“時間就是金錢”，近40年後，才首次出現在南國的深圳。

從黨派裂痕到“階級”創傷，時間可以彌合一切。可時間早已不是我們的朋友了，我們早已是“大男大女”中的“大男大女”了。

直到今天，我們還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向人民許諾：再也不搞“運動”了。

而筆者在四平、長春、錦州等地採訪時，一些老人提出個我們好像從未思議過的問題：若再打仗，這疙瘩還能打得那樣紅天血地嗎？

一些或“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或比“樓上樓下”更高雅的四合院中的老人（這些就是他們當年為之浴血奮鬥的那個“理想”嗎），則感慨不已：全國解放後，若能像戰爭年代埋頭戰爭那樣搞建設，今天會是啥成色呀！

如果不打這場內戰。如果不搞那場“文化大革命”，如果再紅天血地打一場。如果再來一次“文攻武衛”的“大革命”。……

我們有大多的“如果”！

我們已經不能再有“如果”！

歷史秒針每下都在向我們閃著紅燈：球籍！球籍！！球籍！！！

這個世界，每秒鍾有3萬美元用於製造軍人，有1名兒童死於各種本來可以避免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