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一個商業口岸，省內的豐富物產都由這裡運出。它位於長江和嘉陵江的交匯處，把中原大地與高聳的喜瑪拉雅山連線在一起，1938年，成千上萬的難民湧進了重慶，使其人口由20萬猛增到100萬。

這些新來的人當中有政府官員、商人、金融家、僕人和其他各種人，他們一呆就是六年，在這期間，他們和當地人一起，學會了如何忍受重慶寒冷潮溼的嚴冬、悶熱難當的酷夏以及明溝散發出來的臭氣。

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和廣東人來勢如潮，而四川人倒成了少數。最後，日本戰敗，這些外省人紛紛離去，重慶又重新成了從前那個無人間津的邊遠地方城市。

在這些新來的人中，有二、三十萬是窮人，他們全擠在舊城的城牆內。而那些富人、不那麼窮的人或更有辦法的人，則在城周圍的山坡上建起了豪華程度不同的住宅或別墅。其中最氣派的一幢位於長江邊的黃山；是委員長和蔣夫人的寓所。

當然，委員長在總部大院裡還有一個市內的住處。後來，他又在城市的另一邊修建一組別墅，作為他款待國賓的地方。

1938年12月28日，美國的陸軍武官瑟夫·w·史迪威到蔣家的市內住所拜訪了他們。這是一次很簡短的會談，只進行了十五分鐘，態度十分誠摯，與後來他們之間的激烈爭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早在漢口的最後那幾天裡，史迪威就見過蔣夫人，他們倆很投緣，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這次在重慶，史迪威卻是頭一次見委員長。

儘管會談氣氛融洽，但史迪威卻對這位中國領袖印象不佳，他在一個月之後寫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了他的這種看法。

他認為蔣介石對其指揮中一直存在的混亂局面負有直接的責任。他還批評蔣介石對部下不信任，並認為這是因為蔣介石想獨攬大權，以防其地位受到威脅。

史迪威是個精明而難於相處的職業軍人，他了解中國，而且懂中文。他對達官顯貴沒有敬仰之情，是個少言寡語的人，但這並非是出於什麼策略。他的渾名“刺兒頭”很能反映他的性格。

頭一次見蔣介石時，他的使命已將近結束，他們間的那些大吵大鬧發生在後來的戰爭過程中。

在1939年的頭幾個月裡，日本人已不再是蔣介石最擔心的事了。相反，兩個國內問題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衛和共產黨。

一月份，委員長派王魯樵到河內跟蹤汪精衛，此人二十五歲，畢業於蔣介石的家鄉浙江省的警官學校。他的任務是刺殺汪精衛。他找到了目標，但沒有打中，卻擊倒了汪精衛的一位朋友。後來，他又從河內一直跟蹤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勞苦換來的是被法國入關了六年的監牢。

共產黨是個更讓蔣介石頭疼的問題。根據“統一戰線”的政策，共產黨在兩百人的國民參政會議中獲得了一定數量的席位，這個委員會是蔣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戰時最高決策機構。

起先在漢口，後來在重慶，共產黨都有一個由周恩來領導的長駐代表團。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主任是張治中將軍，副主任是周恩來，因而政治部僱用了許多左翼黨派的知識分子。郭沫若（後來擔任北京的中國科學院院長）是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對戲劇電影的創作、上演和製作實行全面的控制。北京大學的一位姓張的教授，是個同情馬克思主義者的留德哲學家，擔任政治部機關刊物《戰時文化月刊》的主編。埃裡克·周從1938年12月起曾在張的手下當過七個月的副主編。據他講，張與周恩來交往密切，而且只僱左派人士（當時也包括埃裡克·周）

做編輯人員。張同時也是國民參政會議中的一位積極的代表。

當時一些地下共產黨人成功地打入了國民黨的許多重要機構。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銀行擔任管理工作，並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的第一任行長。還有王炳南，他在CC團的據點社會福利部負責組織工作。後來，在國共和談時，他卻成了周恩來的主要發言人，後來又出任北京駐華沙的大使，在50年代後期，就臺灣的地位以及其它有爭議的問題，與美國代表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他的德國夫人安娜是孫中山夫人的秘書，常常和外國記者和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們提供新聞或政治傳聞。

在一段時間裡，蔣介石容忍了共產黨，共產黨也容忍了他，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影響到蘇聯給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對這段蜜月的一個獎勵就是，莫斯科的宣傳大軍採取了一種新的吹捧委員長的姿態。他不再是“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