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被稱為“剿匪戰役”。這個貶稱是有意的混淆。

蔣介石的唯一想法是一舉殲滅共產黨。在6月9日召開的一次軍事會議上，他命令軍隊開始行動。在湖北、河南和安徽，共產黨員受到了攻擊，但毛澤東在江西的蘇維埃政府卻未受到干擾。

政客們的爭吵仍然無休無止。一個不可調解的分歧使蔣汪分道揚鋪，汪提出辭職，於8月6日指責少帥要對失去東北負全部責任。他的辭職也許是無緣無故的，但這並沒有難倒蔣介石。

三天後蔣威脅說，如果汪精衛不收回他的辭呈，他將再次引退。

現在輪到張學良辭職了。

“蔣介石在8月4日給汪的一封電報裡，保證汪可以在華北自由活動。汪精衛是個病人，患有糖尿病和其他疾病。於是他不再提出辭職，而是請求暫時離職接受治療。

蔣介石本人代替張學良出任華北軍司令。10月22日汪精衛由上海乘船前往歐洲，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長。

蔣介石再次成為無可爭議的政治領袖，但只限於南京，而且時間不長。

共產黨人不在此列，他們從未完全臣服於他。

另一批人也開始在廣州向蔣介石挑戰。他們是抗擊日軍的英雄——十九路軍。

三位抗日英雄——蔡廷鍇、陳銘樞和蔣光鼐控制了政務會廣州分會，它的活動獨立於南京之外。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當十九路軍於1932年7月到達福建時，人民狂熱地歡迎他們，敬之若神。

福建的漫山遍野蒼松翠柏，景色秀麗，賦予一代代詩人和畫家以靈感，但是福建人民都非常貧困。欣喜若狂的老百姓歡迎十九路軍的到來，希望他們能夠減輕人民的艱難困苦，讓人民吃飽肚子，並剷除壓在人民身上的種種不平。

至少在一段時間裡，十九路軍是嚴肅地對待這些要求的。

不久他們就貼出了這樣的標語：“消除所有剝削性質的賦稅，解散土匪性質的省自衛軍”。

十九路軍中有很多革命者。其中也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共產黨人。陳銘樞就是一個所謂的“第三黨”的領導人，“第三黨”是1927年初蔣介石奪取上海之後，在反對蔣介石“白色恐怖”的憤怒風暴中於1927年成立的。在最初的革命熱情中，他們處決土匪（先設下誘餌，再把他們送上刑場），修造公路，廢除許多額外的不合理的苛捐雜稅，保護農民免受各種負擔。在無政府和混亂的年代裡，這是農民們盼望已久的事。

在福建進行的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在改革中，全部土地國有化並被公平地分配給耕種土地的人。這聽起來很像是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但是兩者有很重要的區別：孫中山的想法是使個體農民佔有自己的一塊土地，而福建的改革是使上地的所有權歸政府。

福建改革也並非完全模仿共產黨的，因為“第三黨”根本不區分貧農、中農和富農。

福建的革命者很快就要公開反對蔣介石了，但與此同時，北方的事態也吸引了蔣介石的注意力。1933年初，日本軍隊不再滿足於東北這一個地方了，他們越過長城進入熱河。日軍沒有遭到多少抵抗，就迅速佔領了整個熱河省。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協定”的簽訂表明了日軍的勝利。

對於少帥張學良來說，熱河的丟失意味著他的政治前途到了盡頭。他把他的部隊交給了蔣介石，做了失敗的軍閥所能做的事，並開始到國外長期旅行，在出國途中，他住進了上海一家醫院，治療他的鴉片毒癮。

從這些事件中。馮玉祥看到了一個重振名聲的機會。5月1日，他離開隱居地，宣佈建立“人民抗日同盟軍”。7月，當他的軍隊把日軍趕出察哈爾省時，榮譽果然向他走來。

在南京，蔣介石用一種嫉妒的眼光看著事態的發展，他還不準備抗日，他要先消滅共產黨。而馮玉祥同日軍發生的戰鬥攪亂了蔣介石的生活。

蔣介石不需要過分擔憂。馮玉祥的性格古怪且反覆無常。

8月，他解散了他的抗日軍隊，重新在神秘的泰山上隱居起來。

日軍再次侵犯察哈爾。

大約在“塘沽協定”簽訂的時候，有關福建即將起義的訊息傳到了蔣介石的耳朵裡。顯然陳銘樞是起義者的領袖，他秘密從上海經香港到歐洲，然後又返回南京。5月底，陳銘樞回到福建，歡迎的場面異常隆重，彩旗招展，歡迎這位“民族英雄”。

孫中山的保守的追隨者胡漢民很可能支援了福建事變，其唯一原因是他憎恨蔣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