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穩定了；企圖促使政府面臨並接受現實；企圖要求政府使局勢恢復正常並恢復國內自由；企圖建議臺灣的政治前途應根據自決原則由臺灣居民來決定，所有這些企圖都被政府當作天大的冒犯並作為叛亂來處理……。

這段話的作者（該文登在倫敦的《中國季刊》上，發表於1971年7一9月）是彭明敏（音譯）教授，臺灣國立大學前政教系主任。他和他的兩個學生由於印製1萬份傳單而被捕。

這些傳單實際上是號召臺灣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政府的傳單。

由於負責印刷傳單的人的揭發，3人於1964年9月同時被捕。1965年4月2月，彭教授被判8年徒刑，他的兩名同犯分別被判10年和8年。然而，同年11月蔣介石大赦了彭教授。

1966年，他的兩名學生的刑期也被減半。

無論如何，彭教授一案都不是孤立的。1960年9月4日，著名學者雷震因背叛罪被軍事法庭判刑10年，其中最嚴重的指控是他未能告發他的《自由中國》雜誌社職員中的一名前共產黨員。然而，他的主要罪行可能是組織了一個名為“改進地方選舉論壇”的反動組織。

1965年底，一份受歡迎的雜誌《文星》因發表一篇保護新聞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1年。

一件更令人憂慮的案子也許是1970年審訊從菲律賓被放逐到臺灣的兄弟倆。他們分別被判2年和3年的有期徒刑。他們被指控為在馬尼拉發表了支援共產黨的文章。5月中旬，在200多名外國記者在臺旅遊期間，國際新聞協會為這兄弟倆求情。許多華僑注意到，在國外犯罪有可能在國內被判刑（為了對蔣介石表現出公平，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把這個棘手的案子移交給了蔣介石，所以他堅持把這兄弟倆放逐到臺灣）。

臺灣蔣氏父子控制了一切。蔣介石獨攬大權，蔣經國負責調查局，這是一個安全監視機構，所有持不同政見者都沒有逃出它的手心。

儘管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指控最常見的是支援東亞共產主義，在國民黨統治初期，更多的是指控參加或支援臺灣獨立運動。能幹的臺灣政治家高玉樹（1957年我見過他，當時他是臺北市市長）於1960年參加了成立中華民主黨的活動，但他後來失敗了。

由於被告發犯有腐化墮落罪，他暫時被趕出了政界。

然而，公平他說，在蔣的統治下，臺灣的經濟很快就繁榮起來了，這一點所有的人都分享到了。由於臺灣本地候選人在社會事務和各種選舉中的地位戲劇性地得到了提高；由於在各教育機構強制性使用漢語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而實行的開明的教育同化政策等，使臺灣的獨立意識漸漸地減弱了。

1965年和1966年臺灣的兩位領導人托馬斯·廖和曾萬福回到臺灣搞獨立運動，結果失敗了。他們倆人被放逐到日本多年，後來因有悔改行為而受到寬恕，並准許回臺。以後他們沒再受到懲罰。

儘管蔣介石政府以“自由中國”來標榜自己，但他採取的一直是獨裁主義的統治制度。在“中華民國”，存在著老百姓放棄政治的可能性。除了一些特殊問題之外，如反共產主義、總統的個人評價或臺灣獨立問題，臺灣的新聞界是十分自由的，並常常譴責國家和地方政府。

一般來說，外國的訪問者常常對臺灣的這種輕鬆愉快的氣氛感觸至深。的確，在臺灣只要不參與政治，作為個人或家庭有可能並且很容易生活得美滿幸福。從長遠的觀點看，其結果將是形成一個不關心政治的民族。

蔣介石允許有巨大的生產性自由的一塊領域是經濟，這也許是因為他對經濟不特別感興趣，在這一點上國共兩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953年，臺灣的工業產值中公共企業的產值佔55。9％。到1974年，這一比率下降到23。5％。然而，私有企業在這20年中則從44。1％增長到76。5％。在有助於臺灣“經濟奇蹟”的所有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政治秩序和經濟自由的結合。罷工是受禁止的，但是，即使在沒有罷工禁令的情況下，不斷的經濟繁榮和家長式統治的結合也會使工人暴動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

當然，經濟的成功還有別的原因。在最初的年月裡，美國為臺灣的經濟發展和軍事需要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965年是一個轉折點。當時，根據與蔣介石達成的協議，並且鑑於已經取得的“健康經濟發展”，美國政府宣佈，在美國財政年度歲末，美國將在6月份停止對臺灣的經濟援助。但是，軍事援助還在繼續。自1949以來，國民黨政府已經接受了36億美元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