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測，上述“論斷”，過於拘泥於《輟耕錄》的記載。其實，“兩個關漢卿”之說根本站不住腳，雖然天下無巧不成“書”，卻也巧不到有兩個老關都以寫雜劇著名。陶宗儀所載，有些是史實，有些是梨園內對前輩藝人和創造者道聽途說的“軼事”。可以這樣講，到王和卿家弔喪之事就屬於“軼事”。依關漢卿性格，這樣的事情他做得出，但物件不一定是王和卿。王和卿死時年近八十，其兒子又是當朝司天監這樣體面的官員，那種場合下不可能出現任由老關“搞笑”的情況。極有可能的是，有一位姓名類似“王和卿”的詩人或梨園人物入殮之際，老關前往生吊，才演出了這麼一出活報劇。陶宗儀不知就裡，把“死人”按在了他所知道的“王和卿”身上。所以，我認為鍾嗣成《錄鬼簿》中記載可信，關漢卿應是死於1300年之前，確乃金亡入元的人物。

關漢卿像老關確實是藝術大家，創作力驚人，比莎士比亞和巴爾扎克都不遑多讓。他一生寫出六十三本雜劇（比莎士比亞多出近一倍），可惜的是，後世留存的關漢卿劇本僅有十八本，除三本是誤歸入他名下的，其實只有十五本。所以，在這一點上，英國的莎士比亞比“東方莎士比亞”要幸運好多，人家的東西基本都儲存下來，還有手稿呢。此外，莎士比亞生活於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即使是寫戲的“戲子”，也有吃有喝風光無限。反觀我們的關漢卿，正處於中國知識分子最黑暗的年代，仕進不得，又位列“臭老九”，故而他們只能向市井瓦欄的“勞動人民”投靠，寫些劇本或傳奇賴以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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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史上的“孫志剛”：關漢卿（2）

蒙古滅金時，曾因耶律楚材建議一度恢復過科舉，但很快就因蒙古人、色目人的反對而罷止。這一停就停了八十年，元仁宗延祐元年才“恢復”科舉。所以，亡金亡宋的漢族士大夫們，或淪為刀筆吏當“公務員”，或賣身入蒙古、色目大戶人家作賬房先生，實在混不上一口飯的就只能一手提灰一手拎竹枝在鬧市中畫字行乞（不像“文革”時期，老九們還能進“牛棚”啥的，他們累得臭死之餘總算有口續命餑餑）。

與上述幾種“士人”相比，關漢卿們其實混得還算不錯，稱得上是漢族士人群中的“天王巨星”。如此心氣，才能寫出這樣放蕩不羈的“自訴狀”：

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恁子弟每誰教你鑽入他鋤不斷、斫不下、解不開、頓不脫、慢騰騰千層錦套頭。

我玩的是梁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攀的是章臺柳。我也會圍棋、會蹴鞠、會打圍、會插科、會歌舞、會吹彈、會咽作、會吟詩、會雙陸。

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與我這幾般兒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

則除是閻王親自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魂喪冥幽。天哪，那其間才不向煙花路兒上走。

（【南呂·一枝花·不伏老】）

北宋以來，中國的都市發展迅速，手工業和各種行會組織雨後春筍般興起。蒙古人的鐵蹄雖蹂躪中原、江南數十年，但橫跨歐亞的大元帝國的建立，使得海上、陸路交通四通八達，輻射南北東西，城市發展逐漸恢復了元氣。大都、蘇州、杭州等地商業繁華，人頭湧動，昔日已經風行一時的瓦肆勾欄中的說唱、雜技、戲劇，在元朝這樣一個畸型時期忽然更加發達。同時，隨著南宋王朝的覆滅，大批蒙古、色目、漢人等“北人”隨著軍隊蜂擁到中國南方，或行戍，或做官，或經商，戰塵落定，這些人也需要適合自己口味的娛樂。於他們而言，北曲歌吟為主並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雜劇，最符合他們的欣賞需要。由此，供需關係形成，本來應該“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計程車人們因科舉停罷，只能走“形而下”道路，為了謀生餬口，他們“屈尊俯就”地與昔日的“俳優”之流合作，寫話本，弄雜劇，甚至自編自導自演，又是“梨園領袖”，又是“雜劇班頭”，總算在社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如此以來，南方的知識分子逐漸知道了整天吟詩作賦會餓死，也開始模仿北方作家的雜劇等體裁進行“創作”，諸如杭州沈和甫，因戲本寫得好，名氣漸大，被人稱詡為“蠻子漢卿”，即“南方關漢卿”。

在這種社會氛圍中，昔日吟風弄月計程車大夫在串場走穴中不僅掙得了活命飯，物質生活越過越滋潤，放下身架後，他們又能在戲曲中抒發胸中塊壘，自然日漸投入，並把劇場和書會逐漸發展成行會組織。元代的漢族大官趙孟很熟悉關漢卿等人的“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