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造反派的頭子聶元梓得知人民大學的造反派要批朱之後，生怕在批朱中搶不到頭功，便立即召集北京大學造反派開會，在會上揚言要揪鬥朱德。

會後，聶元梓迫不及待地打電話向康生摸底，老奸巨猾的康生授意她繼續行動。

聶元梓心領神會，膽子就更壯了，立即組織班子，連夜編造批朱的文章，然後透過造反派辦的《新北大戰報》，趕印了50萬份，散發到全國各地。

就在這時，中國作家協會里的造反派從劉白羽家裡抄出了他1941年在延安寫的《朱德將軍傳》手稿。

聶元梓聽到這個送上門來的資訊，格外驚喜。

她立即下令印刷廠加班加點，趕印出《朱德將軍傳》200部，作為批朱的炮彈，發向全國。

2月初，人民大學造反派發起成立“揪朱聯絡站”，有北京大學、高階黨校、地質學院、中監委等十幾個院校和單位的造反派組織參加，貼出通告，揚言要在北京召開全國性的萬人大會　，徹底批倒批臭朱德。

當週恩來得知一場更大規模的倒朱運動正在迅猛發展時，他立即向毛澤東作了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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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威不可屈的“紅司令”（3）

毛澤東聽後，明確指示“朱德不能批鬥，他是紅司令！”

周恩來把毛主席的指示，在召開批朱大會的前一天，讓秘書通知了戚本禹，特別強調要堅決按毛主席的指示辦，必須取消批判朱德的大會。

接著，他又親自找戚本禹談話，十分嚴肅地指出他支援造反派批鬥朱德的行為是錯誤的，並向他複述了毛主席講的朱德是紅司令，不能批鬥。

由於周恩來的干預，批鬥朱德的萬人大會才沒有開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朱德沒有被打倒，林彪、江青、康生等賊心不死。

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他們加快了打倒朱德的步伐。

一面指使首都大專院校的造反派組成“揪朱兵團”南下，去朱德家鄉四川省儀隴縣“造反”；一面派人到全國各地搜尋轟擊朱德的“炮彈”。

1968年7月，康生別有用心地將黨的第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搞了個“分類名單”，把劉少奇、鄧小平等89人列為“特務”、“叛徒”、“裡通外國分子”、“反黨分子”；把朱德、陳雲等29人列為“有錯誤的或歷史上需考查的”；此外，還有“靠邊站的”7人，有病的3人，去世的28人，只剩下37人（名單中漏掉了林楓和黃克誠）。

被打入另冊的前兩項加起來，要佔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61％。

可見其用心之險惡。

與此同時，公安部長謝富治秉承江青、康生的指示，抽調了700多人在公安部搞所謂清理歷史檔案。

他非常明確地向參加清查的人說：“清檔，是從檔案中查黨內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反革命罪行。”

在這一篡黨奪權的思想指導下，他們先後整理出了誣陷朱德等14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材料，還整理出44位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的400餘件材料，製造了一起又一起冤假錯案，手法之卑劣，令人髮指。

在“文革”中，真是“奇事天天有，一天更比一天多”。

就在這一年的11月，北京街頭，突然出現了幾張署名為“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的傳單，說他們成立了一個新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林彪、江青等一聽到這件事，不僅不緊張，反而興奮異常、欣喜若狂。

原來，他們認定這同被批鬥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關，認為是天賜良機，可以作為打倒一大批的突破口，便立即下令公安部，不惜用一切手段，儘快破案。

公安部長謝富治親自披掛上陣，佈下天羅地網，發誓“不破案不收兵”。

12月10日開始，辦案人員審訊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的實習研究員周某，逼迫她供出“後臺”。

周某被逼得無奈，誣供朱德、董必武、葉劍英、李先念、李富春、陳毅等幾十位中央及地方領導人組織了一個“中國（馬列）共產黨”。

周某頂不住威逼，就胡謅出朱德等數十位中央委員和黨政軍領導人。

她萬萬沒有想到她做了一件害人又害己的大壞事，由於她的錯誤，由於她的任意編造，將給多少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和老幹部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將使多少個家庭跌入家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