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同一般人一樣呢。”人具有的我都具有，人沒有的我亦不可強求；我跟人一樣，人跟我一樣。聖人和我也沒有什麼不同。這就是常人心。相反，目中無人，目空一切，以為天下人都不如我，這是失了常人心；妄自菲薄，自暴自棄以為自己一切都不如人，這也是失了常人心。如此這般，就是忘記了自己是常人。忘記了自己是常人，便要麼一切都想得到，一切都要爭取，以為這世界的一切本為他一人準備。要麼一切都會放棄，一切都不去爭取，畏畏葸葸，怯懦卑瑣。這兩種行為，無論哪一種，其結局都會使人最終失去自己人生的真趣。

莊子在《庚桑楚篇》中，針對人事傾軋和人間各種邪惡說了下面一段話，他說：

“毀除意志的干擾，解脫心靈的束縛，遺棄道德的牽累，打通大道的阻礙。高貴、富有、尊顯、威嚴、聲名、利祿六種情況，全是擾亂意志的因素。容貌、舉止、美色、辭理、氣調、情意六種情況，全是束縛心靈的因素。憎惡、慾念、欣喜、憤怒、悲哀、歡樂六種情況，全是牽累道德的因素。離去、靠攏、獲取、施與、智慮、技能六種情況，全是堵塞大道的因素。這四個方面和六種情況不至於震盪於胸中，內心就會平正，內心平正就會寧靜，寧靜就會明澈，明澈就會虛空，虛空就能恬適順應無所作為而又無所不為。大道，是自然的敬仰；生命，是盛德的光華；稟性，是生命的本根。合乎本性的行動，稱之為率真的作為；受偽情驅使而行動，稱之為失卻本性。知識，出自與外物的應接；智慧，出自內心的謀劃；具有智慧的人也會有不瞭解的知識，就像斜著眼睛看，所見必定有限。有所舉動卻出於不得已叫做德，有所舉動卻不是為了自我叫做治，追求名聲必定適得其反，而講求實際就會事事順應。”

佛法本來是平常，如同“師姑（尼姑）本是女人作”，可以“不捨日用應緣處”。趙州和尚問南泉和尚：“道是什麼？”南泉道：“平常的心就是道，就是真理。”趙州又問：“那麼把平常的心作為應該注意並加以修煉的目標可以嗎？”南泉回答：“不可，那樣反而更偏離真道。”趙州問：“如果不起心修心，怎麼能知道那就是道？”南泉道：“道不屬於知或者不知的範圍。知是妄覺。不知只是虛無而已。如果真正達到不疑這一步，你就會感到心像太空一樣洞徹明朗、無遮無礙，這時還有什麼是非可言呢？”趙州言下頓悟。“平常心是道”是最能說明中國禪宗的本質的一句話。類似語有“即心即佛”、“煩惱即菩提”、“心心不異”等。如何才能識得？臺灣的星雲大師教誨說：“用正見來認識善惡；用般若來判斷真假；用法印來抉擇是非；用空理來體會有無。”

持其操履　斂其鋒芒

淡薄之士，必為濃豔者所疑；檢飭之人，多為放肆者所忌。君子處此固不可少變其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鋒芒。

淡泊：恬靜無為。

濃豔者：身處富貴榮華權勢名利之中的人。

檢飭：自我約束謹言慎行。

操履：操，操行、操守，履，篤行實踐，操履是執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鋒芒：比喻人的才華和銳氣。

孔子說：“可以同他談卻不同他談，易失人；不可以同他談的同他談了，是失言。聰明人能努力做到：既不失人，也不失言。”

孔子還講過“訥於言”、“慎於言”，但這種裝啞的方法畢竟偏於消極，是寧拙勿失。要不失言，除了少說話外，更要想話說，甚至無話可說的時候想話說——比如你拜訪別人，十幾分鍾，乾坐著不行，要能想話說；想話說當然主要是想想再說。只有這樣“想話說”的人，才真正算是“不失言”。

《戰國策》上記范雎見秦昭王，一次、兩次，秦昭王向他請教，他都不說話，因為他發現秦昭王與他談話時心不在焉，而他要講的又是一套使秦國富強稱霸的大道理，別人不重視，講出來無益。直到第三次，秦昭王單獨會見他，專心致志，虛心向他求教，他的一席話，就打動了秦昭王，封他當了宰相，像范雎這樣，才真正是既不失人、又不失言的智者。

禪道佛法的第一義在於對自他不二的自己的自覺，即般若的智慧，因此才有“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的說法。禪門至高無上的佛之上的境界，並不以獲得知識、悟解般若為重，而是把由道心得來的自覺，由智慧昇華而成的大愚絕學、無學視為至寶。古人常崇拜“不風流處”的風流，稱頌“憐兒忘醜”的高貴的愚者的精神。徹底的愚是常人能及的；足夠的聰明，常人都能獲得。真正的人卻是愚者，禪的最高階段就是守愚禪。而守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