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胡適先生，我小時候在北京見過他。1949年，吳大猷先生在紐約跟我說，胡適先生想要跟我談談，我當時並不知道，為什麼緣故。結果我去找了胡適先生以後，才知道，因為他在離開上海以前，看見了我父親，我父親跟他說，“振寧現在應該交女朋友了”，我父親託胡適先生幫我找女朋友，這個也是很標準的當時的社會上家庭父子之間的關係的一個例子。我記得很清楚，胡適先生說，可是你們這一代人比我們這一代人聰明得多了，你們不需要我來幫忙。

曹：胡適先生是一特明智的人。

楊：對。

曹：那後來您跟杜致禮女士相識相戀，跟胡先生沒什麼關係？

楊：沒有關係。杜致禮是我1944年到1945年在西南聯大附中教書的時候一個班上的學生，我當時認識她，並不熟，出國以後也並沒有跟她有聯絡，我是1945年出國的，她是1947年出國的，1949年，在聖誕節的假期，偶然地在普林斯頓一箇中國飯店裡面，我又看見了她，八、九個月以後，我們在普林斯頓結婚的。

曹：父親聽到這個訊息是不是特別高興？

楊：我父親一方面很高興，一方面我坦白講也有些猶豫，因為那時候，杜致禮的父親杜聿明將軍，大家曉得了，在淮海戰役的時候他被俘虜了。我父親，我母親，我弟弟妹妹他們當時都在上海，當然不可能沒有一些考慮，不過我父親還是很尊重他的兒子的選擇。

楊振寧說，每次他看見五星紅旗在風中飄蕩，就會想起毛主席所講的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作為中國第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教授今年迎來了他獲獎50週年的大慶。雖然在海外漂泊多年，但是他對中國的感情無比深厚。那麼，楊振寧當年又是如何輾轉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他和最佳拍檔李政道又為何分道揚鑣？

曹：我發現很有意思，您的一生，很多重要的節點都是跟10月份有關的。按陽曆來算，您出生在1922年10月1日，您的兩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就是《宇稱不守恆》和《規範場》兩篇理論文章，分別發表在1956年和1954年10月1日出版的《物理評論》，而您獲得諾貝爾獎也是1957年的10月，是不是覺得自己的一生其實跟共和國的命運冥冥之中有一種不解之緣？

有生應感國恩宏——楊振寧專訪（4）

楊：我想這當然是巧合。事實上我本來並不知道我的陽曆生日是10月1日，因為我出生的時候，多半的，我想國內百分之九十九的家庭還是用陰曆的，所以我是出生在八月十一，狗年。後來到了美國，我在圖書館裡查著了一本書，才發現到那一天陽曆是1922年10月1日。

朝鮮戰爭發生以後，杜魯門就下了一個命令，說是中國學生在美國得到理科、工科博士學位的人，不可以讓他們回國。在當時的形勢下，楊振寧迫於無奈無法回到國內。但他始終認為，自己身體裡流淌著的是父親的血液，是中華民族的血液，即便他獲得了科學界的最高榮譽諾貝爾獎。

曹：半個世紀前，就是1957年，您和李政道教授因為提出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稱不守恆”理論，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這是有史以來中國人第一次獲得這樣的殊榮，當時在整個世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楊：當我們得獎的時候，我的第一個感受，當然是覺得很高興，我們1956年所作的一個理論，能夠在物理學界有這麼大的影響。最使我感受深刻的是三年以後，1960年，我到巴西去訪問，去做一些演講，結果我們一到飛機場，就來了好幾百個巴西的華僑，他們來歡迎我。我當時很震驚，因為我跟巴西的華僑界沒有任何的關係，也沒有任何的聯絡，他們這麼多人來，而且是那樣熱烈，那樣高興，使得我瞭解到，我跟李政道得這個獎，對於他們有很重要的影響。這使我想到了魯迅那個時代，是中國人對於整個中國的文化、中華民族的前途達到一個最低潮的時候。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獎使人忽然發現，原來中國人並不是一個非常低能的民族。我覺得我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幫助中國人改變了自己覺得不如人的這個心理。

曹：您剛才提到吳健雄教授，在當時您和李政道教授提出這個“宇稱不守恆”的理論之後，是她用實驗來證明了你們理論的正確，但最終宣佈諾貝爾獲獎名單的時候，當中並沒有吳健雄教授，很多人為她打抱不平。我注意到她給友人的一個私人信件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就是說，“如果我覺得我的努力被人忽視的話，我還是會覺得受到一點傷害的”